“只对公式感兴趣”

　　同去支教，冼骏强一开始采取的教学方法却不怎么受学生的欢迎。

　　冼骏强200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专业，被安排在马颈坳中学，教初二物理。

　　让他惊奇的是，这里的学生好像“只对公式感兴趣。”

　　冼骏强在中学时接受的是启发式教学，老师一般都会说很多例子，可能是书本上没有的，但在生活里可能会用上。

　　他给学生讲“凸透镜”这一章节时，先简单说了光和线的原理，然后开始启发，列举放大镜、显微镜、投影仪的例子，让学生去想，为什么这些仪器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学生们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冼骏强有些失望。他发现学生们习惯的方式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知道公式之后，按照公式去做练习题。“

　　冼骏强最后还是改变了教学方法，先说凸透镜原理，然后再说投影仪原理，一步一步讲下去。

　　“多一点耐心好了”。他意识到，学生接受方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潘嘉琪在和学生及家长的相处中，也发现了一些自己不大理解的事：山里的孩子认为打工比上学还好，挣点钱买件皮衣就是很好的事情。

　　山里孩子的父母不关心子女的成绩，因为看不到读书的好处。

　　山里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强，会农活，会洗衣做饭，也会在夜里翻墙头跑到街上的网吧，会打游戏、会用QQ聊天。“但却不会用网络搜索，不会使用E_mail”。

　　是否要和学生平等？

　　听到有“香港老师”来教他们，马颈坳中学的初二学生最关心的是，老师长什么样子。

　　“短头发、戴着黑眼镜、有点胖”，15岁的梁安秀回忆第一次见到冼骏强时的样子。同学们的感觉是，“老师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香港人”。

　　但他们很快发现了老师的特点———很好相处。他经常在下课时组织学生做游戏，还会跟男生一起打篮球，“以前从来没见过哪个老师跟我们一起玩。”

　　班上同学的眼镜坏了，冼老师星期天带他去吉首配眼镜时，还带上了好几个人。“我们还吃了‘德克士’（一种外来快餐）的炸鸡腿。”梁安秀说。

　　更让他惊讶的是，冼老师生日的时候还叫上了好多同学一起去他的宿舍吃蛋糕。

　　“他们用奶油将我糊成了蜡人。”冼骏强大笑。他也发现，最初很羞涩的学生们和他在一起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在香港，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冼骏强觉得这些很正常。

　　在马颈坳中学校长黄绍荣看来，这种平等在当地的师生之间恐怕一时还难以建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孔孟之道影响，讲究师道尊严。”他说，但实际结果不是学生尊重老师，而是怕老师。

　　尽管他也觉得老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但是，“这个弯恐怕一下子也转不过来。”

　　德育“盲区”

　　吉首市河溪中学去年安排了三名支教老师，两女一男。

　　今年3月，“弯腰拾脏、美化校园”在全校展开，这是三名支教老师看到农村学校的卫生习惯差而发起的活动。

　　“应该说通过这次活动，校园的环境确实得到了一时的美化。”学校初三年级班主任梁富豪说，但这样的活动在学校里搞得太少了，主要就在学雷锋日前后应景搞一搞。

　　支教老师朱小媚也觉得，在当地学校里这种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活动太少。

　　24岁的朱小媚去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英语专业。她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时，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会去孤儿院、敬老院一次，或是到公共场合从事义工活动，到大学也一直如此。

　　“所以我们到偏远穷困的地方支教，不会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应该。”

　　支教的大学生到达湘西后，根据项目要求，每周都要去家访，最远的要步行20公里山路，翻好几座山头，有的还没有路，要坐船才能到。

　　家访过程中，她就发现孩子不是没有爱心，看到家里老人上床不方便，孩子也会扶老人上床。

　　“一旦到了社会上，好像孩子身上的这种习惯就缺失了。”朱小媚说，这说明不是孩子们没有爱心和责任感，而是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河溪中学校长覃爱国觉得“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教育是当前教育的一个盲区。”

　　但作为一名校长，他想过改变这个局面，但他有他的苦恼：如果每周来一次这样的活动，将会占去老师多少的教学时间？占去多少学生的学习时间？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愈演愈烈的考试大战，“虽然我们喊了十几年的素质教育口号，但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又有什么办法？只好为了教学牺牲德育。”

　　谁是“差学生”？

　　期中考试，最让李树荣开心的是一个考了71分的孩子。

　　李树荣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他来到在马颈坳中学支教后，发现这里的学生基础差距很大，他所在的班级有的成绩很好，有的连26个英语字母也不会写。

　　他发现，内地的老师有“抓优放差”的倾向，对差学生几乎不管。

　　“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差学生’”。李树荣笑着说，他在中考前一年的英语成绩就很糟糕，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在假期组织同学帮他，测验之后第一时间批改李树荣的作业，最后他顺利通过了中考。

　　这个考71分的孩子上次地理考试只考了9分。李树荣找到这个孩子，肯定他是个聪明的学生，并表扬他回家干活时的勤快，“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李树荣说。

　　他说，在香港，不论学生成绩是好是差，老师都能一视同仁，总会表扬成绩差学生其他方面的优点，比如运动、音乐方面。而这方面，内地老师好像并不重视。

　　校长黄绍荣说，李树荣和他交流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可李树荣的观点，但是，在升学率重压之下，为保证升入高中的人数，老师不得不重点抓几个好学生，保证考试时出成绩。

　　就拿校长一职来说，学年结束教育局要对他进行11项指标的考核，其中教学这一块就占了40%，“我能没有压力吗？”

　　在学校，朱小媚还兼了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好像什么都要管。”她说，就像是孩子的家长，学习、生活什么都要管，住校的学生生病了，还要送孩子去医院。

　　这和香港的班主任有很大不同，他们只是管理日常事务，纪律不好的学生学校有训导组去管，心理不好的有辅导组，再管理不好的还可以求助学校的社工，学生还有自我管理的组织风纪队。

　　让朱小媚奇怪的是，班主任虽然什么都管，但却什么也不记录，只到学期结束填写一张成绩单。

　　而在香港，特别注意记录学生平时的表现，旷课、打架、不诚实这些缺点都一直保留在学生的档案，如果记录多了，将来找工作都不好找，所以香港的学生很怕犯错。

　　“但在河溪中学这里，只要你期末考试好，平时的不良表现都可以一笔勾销。”朱小媚觉得在香港这是不可思议的。

　　内地的教育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知易行难。

　　吉首市教育局副局长陈俊杰说，当地现在也在进行课改，逐步用平时的积累代替一张试卷的现象。

　　“但这条路要走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长我也看不清。”陈俊杰说，从10名支教学生身上，他看到了两地教育的差异，也带给了他很多新鲜的东西。

　　令他高兴的是，这10名学生回香港之后，今年8月，由安利公司和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将赞助第二批10名香港学生，继续到原来三所学校支教。

　　“帮助农村地区搞好教育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作为“老支教”，朱小媚已经决定，回去后到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工作，为下一拨支教成员服务，她将在7月14日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