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童友财，男，1922年10月出生，现年84岁，1943年4月被国民党拉壮丁当兵，在国民党第四十四军任战士，在湖北省珠河加入抗日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我在国民党军当了5年兵。在国民军期间，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军不但不抗日，反而残暴的挑起内战。内战爆发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有难，匹夫有责，1948年6月13日夜间我偷偷地扛着一挺机关枪，1600发子弹，12颗手榴弹，带着我的战友陈双达及被国民党军队打伤的八路军战士王连成一起投靠共产党的军队，被编入八路军第六纵队第24军72师师部侦察连任侦察兵，后任侦查班长。

　　当时是陈毅元帅任纵队队长；政委是山东人，姓康；连长姓曹，连指导员姓罗，一排长吴明丰，山东人，二排长姓田，江苏人，三排火力排排长姓罗，江苏人。

　　1948年8月我参加毁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反击战中，我带领便衣侦查员陈万和、吴小鬼（外号）执行坦克爆破任务，完成任务回来的途中被敌人的炮弹炸伤腿部。期间，曾立二等功两次，获二等功勋章两次。1948年在江苏南京参加长江战役，后在江苏广德参加追击战役，夜里步行追缴敌人六十五公里，消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三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带领两个侦查员执行侦查任务，通过五道封锁线，在上甘岭一个公路的弯道上潜伏了三天三夜，终于发现了一辆小汽车里坐着敌人。我们打死敌人警卫员、驾驶员，活捉了敌人三线参谋长，我的战友还用树枝抬着他，我在后面做掩护。在回来通过亚成岭的途中被敌人发现，炮弹炸伤我的头部。我坚持毛主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离战场”的指示，仍然带伤坚守岗位。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忠于毛泽东思想，信仰共产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有一口气，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只要呼吸还没有停止，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53年5月，我被转回国内吉林通化治疗，后来转入长春市陆军医院。在此期间，冯参谋、侦查科包科长多次来信问候，叫我安心养病，告诉我不对离不开我，盼早日回部队。我一直坚持要回到前线，但是医生、领导都再三阻止。此后，我转入黑龙江健康团治疗，伤势有所好转。后来毛主席作出指示，各地方的战役军人要回户籍所在地。于是，1955年我带着伤残复原证到四川省南充县青居公社顺江大队。1956年，成都公安总厅调我去当便宜侦查员，当时地方没有同意，我一直在农村生活，因为多次受伤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做事的伤残军人。

　　现在，我是一个84岁的老人，没有劳动能力，每月只有164元的生活抚恤金补贴，不能糊口，生活实在困难。我的子女经济能力也非常有限，他们年纪也大了，不仅拖家带口，而且身体也不好长年吃药，无法承担我的生活费用。

　　2006年5月24日，我在家中，突然觉得全身无法动弹，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儿子带我到当地青居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脑梗塞（急性期），左侧肢体偏瘫，脑萎缩。犹豫我是残废军人，所以孩子当时就找到民政所负责人。他们答应给我出医疗费，就是在医院记帐。6月中旬民政所主管到医院查了我的住院费用，然后告诉医院说民政部门经济有限也困难，让医院停止给我治疗。14日开始医院就不管我了，也不给吃药，不给打点滴。民政部主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儿子，说以后医疗费用你们自己负责。既然如此，6月16日我就出院了，住院费共计三千多。

　　我现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饮食起居都是孩子照顾。由于家庭生活一直都不富裕，不但没有积蓄，还欠了村委会人头费500元，欠了老乡5000多元。

　　自从1986年我老伴去世后，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儿子生活。95年我儿子得了肺结核，花了不少钱，家里经济很拮据，儿媳也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留下两个孩子我儿子单独抚养。我儿子身体也没有恢复，到现在还经常生病，所以经济上帮不了我太多。

　　我是一名残废军人，每月民政部发164元，又得吃药治疗，现在实在是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最近我的儿子照青居镇民政所、高坪民政局、国家民政部、国防部、总政部等各级单位，把我的情况跟他们反映，想能够在经济上给我一点儿补助，可是至今没有结果。我想通过网络，请求社会各界好心人，发发慈悲之心伸出援助之手，救救我这个可怜的残废军人，让我在有生之年不至于沿街乞讨，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感谢大家。

　　童友财

　　2006年7月1日

　　电话：0817－3481654（我家旁边的小卖部电话）

　　童友财儿子 童宪中

　　电话：13041297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