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京大学
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为了造就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教室空间布局，早就应该“与国际接轨”，区分“二元对立型”与“研讨室型”，在数量的比例上，大量减少“二元对立型”，大量增加“研讨室型”，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如今，我们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几年前的合并）、越来越富（因为国家投入大幅度增加）。有了规模和资本，大学盖起了大量新的科研教学楼。新楼的外观，比起旧楼（包括兴建于20多年前的白瓷砖大楼）雄伟得多。去不同的大学访问，我总被带去参观刚兴建的科研教学楼。对它们，我很好奇，因为我有意了解：在这些楼中，有多少在外观到内部空间布局双方面都与“国际接轨”？一有机会，我进入楼内，左顾右盼……经过一阵子探询，我欣喜地发现，各地大学的新楼在提高教授的办公条件方面确是有了巨大进步，教授们开会的空间明亮了起来，办公空间宽敞了起来，办公设备先进了起来。另外，学生上课的条件，也明显比以往好多了。过去10来年，教育开始成为“买方市场”。大学生选课，自由度越来越大（日子长了，他们今后可能会像美国学生那样，用“shopping”选购来形容选课）。供大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多数装备精良。各地大学都花重金，为教室配备数码设备，使老师备课，需制作大量数码音像资料（否则，便告落伍）。如此一来，大学生们做课堂笔记比往昔大为轻松：他们的眼睛只要对着银幕，耳朵似听非听，手指握着笔，无心地抄录着，也就够了。
不过，我不关心这些进步；我的好奇心另有归向——如上面所说，我更想知道，我们教室的内部空间布局，是否与大楼的外观一样，旧貌换新颜？
郁闷的是，就我所见的10来家著名大学的情况而言，虽然新建教室是全新的，设备也接近了国际水平，但是，新教室之内部空间布局，竟全然没能跳出旧框框。新教室大小不一，大的可以容纳二三百人，小的仅可以供十多个学生上课。我猜想，小教室最有味道，于是，我多次去小教室探头，我失望地发现，它们的内部空间布局，完全不同于我熟知和热爱的“研讨室”。我们大学的教室，再小也都硬是套用“满堂灌”的方式来设计，即使是在小到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里，也要布局出讲课台与听课座之间的等级秩序。在大小不一的教室中，讲课台高出听课座一大截，老师必须在那“君临天下”，听课座整齐划一，死钉在地，想挪都挪不动，学生在那里就座，无法环顾四方，与同学交流（在我们大学的课堂里，与同学交流固然属于“纪律错误”）。
我不是要卖关子，但为了说事儿，我却须表明，我在国外上过好几年学，也曾在伦敦、芝加哥、巴黎短期工作过，我在异乡见到的教室，给了我许多启发。
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教室的内部空间布局，实在是头等大事。西方的一流大学，教室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供老师讲通课的大教室（lectureroom），这种教室的空间布局，与国内普遍所见的教室一样，区分出一个老师与许多学生各自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另一种则叫做“seminarroom”（研讨室），在这种教室里，老师与同学围坐一圈，形成共同体，在地位上，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如此教室，鼓励老师起组织学生阅读和讨论的作用（自己少说话），鼓励同学相互交流（他们经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脸红耳赤；不交流的学生会被老师点名以至批评，交流不是犯纪律错误，而是值得表扬的优点）。大教师与小研讨室相互配合，使通课的讲授与专业课的研讨相得益彰，为师生的教学相长提供了良好的人文条件（在研究生教育中，“研讨室”模式，更是至关重要）。
我总预想，我们的大学要争当世界一流，就要从小处入手；我更相信，建立“研讨室”这一类的教室，是大学改革要走的第一步。在我的想象中，我们要“科教兴国”，就要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而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目的在于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我固然明了，天才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是天才；但我也认为，培养天才不是大学的使命，将素质一般的学生培养成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是大学应尽的责任。关于人才培养，我的观点很简单：为了造就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教室空间布局，早就应该“与国际接轨”，区分“二元对立型”与“研讨室型”，在数量的比例上，大量减少“二元对立型”，大量增加“研讨室型”，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为此，我提供的理由也很简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不讨论和碰撞，学问是很难形成的，而“研讨室型”为讨论和碰撞提供了最优环境。
在大学普及“研讨室型”的教室，不费钱，也不费心。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何由，大学改革的倡导者们，很少人从这样的“小处”入手（多数人企图将我们的大学办成规模巨大的“学历工厂”）。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