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

　　吴建民：外交一生

　　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42个春秋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吴建民：外交资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国资源是四两拨千斤的。

　　作为中国驻法大使，他促成两国元首互访家乡，法国总统亲自为他颁受勋章。

　　吴建民：后来他们告诉我，希拉克对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

　　退出一线外交之后，他又身兼数职,一个67岁的老人，忙碌在不同的舞台上。

　　吴建民：尽我最大的力量，做我能够为国家人民做的事。

　　一位67岁的老人，外交给他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面对面》王志专访资深外交官吴建民。

　　精彩对白：

　　记者：接触过总理的人都觉得总理这个人非常有魅力。

　　吴建民：他老人家服人，他不是压你。

　　记者：驻法大使这一段是不是最辉煌？

　　吴建民：辉煌我不敢用这个字，我就是做了一点事情吧。

　　记者：就从你四十二年的外交生涯来看，你好象是永远在被动的接受安排？

　　吴建民：搞外交跟当兵一样，命令你去，你能拒绝吗？

　　记者：那您忙得过来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67了。

　　吴建民：那时间得放在刀口上吧。

　　吴建民，1939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1年至2003年42年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等职务。2003年至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务。

　　这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讲课的场景，67岁的吴建民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自从2003年结束中国驻法大使任期之后，吴建民一点也没有退休养老的意思，他头上反而多了四个头衔，分别是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身兼四个要职，吴建民在退出一线外交工作之后，变得更加繁忙。

　　记者：那您忙得过来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67了。

　　吴建民：忙不过来怎么样，就是时间安排的问题。你说一个人就24小时，那时间得放在刀口上吧，什么叫刀口上？就是对国家的利益、对促进两国关系最有用的地方去吧。

　　记者：四个职位摆在一起，你给我排下序，在你的心目中间，哪个对你最重要？

　　吴建民：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最重要。为什么？就是要培养人。中国，我们观察了那么久，中国我们各方面有很多人才，但是中国缺乏懂得世界的人才。中国人不会用外交资源，我现在还在为这个呐喊，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不懂得外部世界，外交资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国资源是四两拨千斤的，中国人懂得太少，我们能讲的也太少。

　　42年的外交生涯，吴建民深深感受到外交作为一种资源对国家的重要。退出一线外交之后，吴建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外交学院的管理和教学上，外交学院号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吴建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培养出更多出色的外交官。

　　记者：那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外交学院院长这个位置？

　　吴建民：当时我开始犹豫，后来领导说，我说这不好干啊，回了我一句话：不好干才让你去的。你怎么回答？不好回答了，这句话回答里面包含着信任，包含着对中国未来的，懂得一定世界人才的期望，让我来，不好拒绝。

　　记者：不但当院长，而且你还亲自给学生上课。

　　吴建民：对，对。

　　记者：这是外交学院的规矩呢？还是从你这儿开始，你自己创造的？

　　吴建民：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学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学，我作为学院一把手，我应当通过教学，和学生有直接接触，

　　记者：同学的反映呢？

　　吴建民：好像他们还是欢迎的。他们说，哎呀，最好吴院长多教几堂课就好了。

　　吴建民42年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是担任中国驻法大使，在他担任驻法大使的四年多时间里，中法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记者：当时我们跟法国的关系，或者更往前推一点，并不像今天这样，你当时心里有负担吗？

　　吴建民：我去的时候，去的时候关系正在回升。我到那儿之后，我发表了一个讲话，把全馆的人员集中到一起，我说大家都有追求，我也有追求，我说我到这儿来不是养老的，也不是来坐末班车，我是想做一点事的，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信息。

　　记者：但是当时您的年龄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了坐末班车。

　　吴建民：对。1998年我59岁了。但是这个人他是观察的，他一看你这么干法，不像坐末班车的样子。

　　记者：从您的心态来说呢？

　　吴建民：我一点没有坐末班车的思想，就是我原来的一个人生逻辑，做点事吧，而且到了这样一个岗位做事，应该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这个岗位上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这是吴建民出任驻法大使，向法国总统希拉克递交国书后的照片，拍照时，希拉克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他把吴建民请到了他和法国外长的中间。

　　记者：这是一个特别的礼仪吗？

　　吴建民：后来他们告诉我，希拉克对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照相的时候，他一下把我推到中间去了，我说不行不行，总统您站中间，他说不行，您大使必须站中间，这样一想，恭敬不如从命了。

　　记者：以前不是这样。

　　吴建民：以前不是，以前是很多地方都是国家元首站中间，两边外长和大使，他把我推到中间去的。

　　记者：意味着什么？

　　吴建民：当时我没有仔细想，我想可能他反映出来对我们国家非常好，愿意在我的任期内推动法中关系的发展，我当时一种下意识的感觉到，他这么尊重我，是尊重我后面的国家啊。

　　从1999年到2000年两年期间，在吴建民的建议和安排下，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了各自的故乡，这在世界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

　　记者：谁的创意？

　　吴建民：这个创意应该说逐渐摸索出来的，我的一个秘书，他上过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那是高等学府。他曾在希拉克的故乡实习过。他就建议我说，吴大使是不是到希拉克的故乡去看看，我说好啊，我一去看了以后，受到非常好的接待，住在省长官邸里面，省长把我带进客房，说你这个房子，戴高乐总统夫妇住过，我们夫妇去的，希拉克总统在这儿住过，房子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去了一趟，他们以为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就很赞赏这个东西，就跟我讲，如果江泽民1999年的时候访问法国的时候去克立兹省，那么2000年希拉克访华的时候去扬州。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国内传达，这很好啊。后来1999年5月份回国述职的时候，江泽民主席召见我，一对一跟我谈，我讲了思想，他很赞成。

　　2003年1月24日，法国政府用中国人民喜爱的红色将埃菲尔铁塔装扮起来，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这是吴建民任驻法大使期间,策划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内容。

　　记者：埃菲尔铁塔应该说是巴黎的一个标志，但红色的埃非尔铁塔也是仅此一次。吴建民：仅此一次。

　　记者：我听说您当时表示担忧，并不是十分赞同。

　　吴建民：对。

　　记者：为什么？

　　吴建民：这个点子是法国人牵出来的，我还有一点犹豫。我说中国人来法国把铁塔搞红了，是要赤化法国啊，还有这个顾虑。后来我见到总统的文化顾问，她说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故宫的城墙不也是红的吗？你们中国人结婚不也是红的吗？我们法国国旗上也有红的，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她讲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她说中法文化是第一次，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世人忘不了的，让世人震惊的。

　　就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皮上红装后的3个月之后，中国爆发了非典疫情，许多国家都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计划，中国的外交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吴建民促成了法国总理拉法兰的中国之行，法国总理拉法兰成为非典期间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官员。

　　记者： 非典肆虐的时候，你把法国的总理请到了北京。

　　吴建民：是这样的，这个创意应当说不是我的，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拉法兰这个时候要访华，可是呢，在这之前，很多对华的访问都取消了，因为非典的原因，你们知道，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一系列的全都取消了。这个时候，国内给我传来一个信息，就是希望拉法兰总理如期访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

　　记者：但是吴建民有什么能量让他不取消呢？

　　吴建民：我向总统的大顾问就讲这个道理，我说是，非典是中国人经历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法国是敢为天下先的国家啊。建交是你第一个，很多活动你法国人都是第一个啊，在日内瓦要跟中国就人权问题对话而不要对抗的，你法国也是第一个啊。我说你在中国人困难的时候去，我想对你法国，中法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呀；第二不就是安全的问题嘛，健康安全的问题嘛，我相信中国政府是有能力控制这个局面的，

　　记者：那怎么考虑风险呢？万一呢？

　　吴建民：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万一，但是我想，政治家他所敏感的神经是什么？他考虑的是政治后果、政治效果，法国人是有政治远见的，他考虑到中国确实有困难。后来拉法兰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讲了这句话，他说就是中国人现在困难的时候，需要法国人支持，我们就来了。这话讲的多好啊。

　　2003年6月27日，吴建民任职驻法大使期满告即将别法国，这一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总统府为吴建民送行，并向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表彰吴建民为发展中法关系所做的贡献。给一位离任大使颁授这样的勋章，这是法国的外交史上的第一回。

　　记者：大家对你在为驻法大使来说，评价是您是过往以来最杰出的一位驻法大使。

　　吴建民：不能说是最，我们历任有非常优秀的大使。我赶上一个好时候，赶上一个好时候是什么？中法关系在发展，我作为大使，我了解双方的一些情况，我这个时候，大使的权力什么？是建议权，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大使主要是这个权力啊，我就把这个权力用好，建议权，这个时候得到两国双方的认可，这个有些事情就做成了，

　　记者：那对于你自己42年的外交生涯来说呢？驻法大使这一段是不是最辉煌？

　　吴建民：辉煌我不敢用这个字，我觉得做了一点事情吧。

　　吴建民于1939年出生于重庆，父亲做过司机，母亲做炊事员，那么，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是如何走上外交道路的呢？

　　记者：您在大家心目中间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外交官了，但是翻开你的履历一看，好像是个误会。

　　吴建民：是啊，这就是时代造成的。我原来想学物理，特别喜欢物理。考大学之前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招生，我看你文科也不错、数理化也蛮好，我没想到我将来搞外交，他说你去报考这个吧。当时班主任讲话是圣旨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到外国语学院，心里面还有一点情绪。

　　记者：那现在回过头看，大学四年，到底给了你什么？对你这42年的外交生涯，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吴建民：大学四年的作用，第一它给我打了基础。我学法文，我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打的；第二，我想大学基础教育还是做人，16岁到20岁这段时间，正好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是觉得好象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个观念是慢慢在大学里形成的。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建民完成了法语本科、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毕业后被选进外交部。从1965年到1971年六年时间里，吴建民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这是他最初的外交经历。

　　记者：外交官在人们心目当中是过一种非常精英，或者非常贵族的一种生活，您的这个背景好象离这个是比较远的，您自己也不避讳，您当时没有犹豫吗？

　　吴建民：从自己来讲呢，因为家里面我父亲母亲生了八个孩子，我是老二，生活也是相当一般的，所以对这些东西还是很不了解的。从，那种高雅的场面、外交的场面是慢慢学的，怎么学？观察啊，哦，一看人家是这样子的。年轻的时候有心。

　　记者：这6年实际上你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作。

　　吴建民：对，就是做翻译。

　　记者：你自己的感受呢？长吗？

　　吴建民：六年应当说，因为翻译总是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做完一场翻译回来就查，这个不懂、那个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教育，基础知识是很有限的。所以有时候周恩来总理问我：吴建民，诺曼底登陆是1944年几月几号？我答不上来啊，回去查，1944年6月6号。他这些东西一问就知道了，开始不懂，后来就慢慢知道了，搞外交工作，这些事情，你脑子里要清清楚楚。

　　在最初六年的翻译工作中，吴建民有幸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给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做翻译的过程中，吴建民得到了他们的言传身教，其中，给吴建民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总理。

　　记者：接触过总理的人觉得总理这个人非常有魅力。

　　吴建民：对。他老人家服人，他不是压你。魅力讲的是让你心悦诚服，觉得有道理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总理那个时候，见外宾的时候，他开始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一起去见，总理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一看总理不见了，年轻人好奇，我就打听，总理哪去了？总理在旁边小屋子里刮胡子呢。把胡子刮一刮，然后总理出来就觉得更加精神了。

　　记者：那是一国的总理，那是很有权威的。

　　吴建民：对。

　　记者：魅力跟权利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吴建民：权利，权利我要命令你，你必须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我撤了你。这个可以，谁有权利谁都能这么做；魅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总理总是中方的人都到齐了请外宾，有一天，礼宾司的人说，中方人到齐了，我现在叫外宾吧。我看总理眼睛一瞪，什么叫？请，一字之差。现在懂了，他尊重人家，小国特别是小国，所以总理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记者：那总理成为一代外交官的典范，那不是偶然，您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吴建民：文化。总理的中国文化底蕴很深厚，中华文化的文化好东西，他继承得非常多；另外一方面他懂得外国文化，他在国外留学过，他留学过欧洲，德国、法国都去过，也留学过日本，他对外国的文化很了解，所以这样的话，使得他本身，人家都觉得周恩来总理，眼睛里就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你给人家也这个印象，不是我想闪烁智慧的光芒就能闪烁出来的，他是文化底蕴这种外在的反映。

　　1971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派出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当时32岁的吴建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临行前，周总理前往机场送行，当时的场景给吴建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记者：那总理去机场送行的时候，很多地方提过这个细节，您当时跟总理说：总理保重。

　　吴建民：对对对。

　　记者：这个话可能在我们平常人来说可能是很普通的。

　　吴建民：对。

　　记者：但是作为你当时的位置，跟总理说这话，我想是要点勇气的。

　　吴建民：是这样子，当时我们小萝卜头，总理代表全体在北京的政治委员和乔冠华一起绕场一周，首都工农兵的代表欢送，然后到这个专机的停机坪悬梯旁边，礼宾司说：上，先上， 赶快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咚咚咚上悬梯了。没想到总理回头一看，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都下来，统统都下来，下来这个时候我跟总理握手不一样，因为我1965年开始比较近的开始做翻译，到1971年这六年，明显老了，所以当时一看总理非常高兴，精神很好，但是有一种苍老，心里面也辛酸，就蹦出一句话：总理你保重。总理回了我一句：谢谢。

　　记者：为什么这些事情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呢？记得那么清楚？

　　吴建民：这些事情忘不了啊，他是什么呢？总理是一个伟人，可是他对这些小萝卜头很关心的。他这一点就说明呢，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关心到，不可能，这么多，那个时候八亿人，他在身边的人，小萝卜头他关心，他反映出来一种什么？他对人民的负责啊，他关心人民啊。所以后来外交部有人反映总理，从心里不愿意啊。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不会轻易动感情，然而当回忆起周总理，他却真情流露，竟无语哽咽。从周恩来总理身上，吴建民理解了外交魅力的真正含义。从1971年到1977年，吴建民在联合国工作了六年时间，他在这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上历练着自己的外交才能。记者：从1971年开始第一次去联合国，当时对于您来说呢？您觉得前面是什么？

　　吴建民：当时对联合国不了解啊，当时啊，真是，你看乔冠华都说，不摸底啊，心里虚啊，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更是不懂了，联合国什么玩意儿啊？但是我一到之后，1971年到了之后，联合国可欢迎了，举行了大会专门欢迎中国代表团，我没记错，四五十家代表一个一个上去讲话，这个感觉好像中国人在世界上还是受到欢迎的。

　　记者：同样是外交工作，在联合国，在国外，跟在国内有什么不同？

　　吴建民：你到联合国全世界的外交官都在那儿，你在联合国走廊里面都可以接触，想到什么问题，叫他的朋友们问问他。国内哪有这个机会啊？在国内你就是接待一个国家代表团、

　　接待一个国家元首、或者接待一个国家外长，都只是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你每年见多少国家元首啊？几十个，外长100多个啊。 这是一个外交官的橱窗，全世界优秀外交官派到那儿。心里想，他们的发言，当时安理会里面有全文记录，全文记录拿回去自己看看，当时怎么说的，它好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对自己，应当说很有帮助。心里想，如果有一天，当时没有想我有一天会当大使，没有这个想法，没有想，我如果说有一天我能够至少，我能够接近他这样一个水平，对国家很有好处

　　记者：就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说也是此一时彼一时。那对于你来说，在联合国工作这段时间有没有不愉快，或者尴尬的这种感受、这种情况？

　　吴建民：我举一个例子，你像我们去联合国之前规定，见了以色列人不能握手，见了南非人不能握手等等吧，一系列名单。后来到了联合国之后，大家都很欢迎。他们竞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到了招待会去，你中国人一到之后，人家就把已经到的客人给你介绍，一见这是德国的参赞，这是以色列参赞，人家手伸来了，你能不握吗？不能不握啊，握了。回去报告，我见了乔冠华，我说今天参加招待会，介绍以色列人，没办法不握手，纪律是不能握的。乔冠华说握了就握了吧。

　　当时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使团里，还有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照片上这一位在台下进行翻译的年轻姑娘就是施燕华，她祖籍是浙江镇海，与吴建民同一年出生，同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同样走上了外交的道路。1994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荷兰大使，施燕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伉俪大使。

　　记者：就在外交战线，外交夫妻外交伉俪不少，但是像您跟施燕华大使这样被大家所知的，并不是非常多，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吴建民：走在一起也是命运啊，1965年我当时在团中央借调回到外交部，当时都是年轻人，1965年我26岁，她比我小大概9个月，她也很年轻。年轻人到一起成立团支部，当时我已经入党了，党支部就说你去当团支部书记吧，我当书记她当副书记，这么就开始有接触了。慢慢慢慢接触就好像两个人还谈得来。

　　记者：就是您在形容你们关系的时候，都属兔，那双兔傍地走。

　　吴建民：傍地走是因为，当时一个去荷兰去的，一个去卢森堡了，部领导对我们很客气了，说你们什么时候见面，你们自己定吧，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万永翔跟我讲，说你们自己定吧。我们有时候两三周见一次面，聊聊天啊。

　　记者：那这种聚少离多这种外交夫妻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吴建民：不大会，因为多年了解了。她这个人，她很有特点，她非常实在的一个人，而且还好学。所以她在工作上我们谈了很多，她给我很多帮助。她出的点子，有的时候出了很好的点子，包括我到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本来她还可以再当一任大使的。我就问她，我说我去法国了，你跟我去吗？她想了想，去吧，跟你去吧。因为到法国活动那么多，她懂，搞外交懂，在官邸举行晚宴，女主人非常重要，我这个女主人也不能借一个啊。她很理解我，她和我一起去了。

　　记者：那一个清闲，一个忙有时候会不会家庭关系会失去平衡？

　　吴建民：不会，我们每天在一起散步。每天吃完晚饭，我们都要出去散步，再晚我们也要出去散步。很多事可以交流，包括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是搞外交的，很多事情，我经历什么事她也帮我出点子，她讲讲她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

　　跟随代表团重返联合国那一年，吴建民32岁，20年之后52岁的吴建民走马上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此时，已经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吴建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记者：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这样一个位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对于这个位置的看法可能有两种，一种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很难的工作，需要有自己的创造。

　　吴建民：对。

　　记者：另外一种看法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它是一个不需要创造，照本宣科就行。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建民：很难的工作，毫无疑问。因为发言人是奉命发言，不是他自己在这里发挥，是有口径我就照念，但是有的时候问到的问题，没有准备，这个时候就是对你发言的考验了。后来我到新闻司的时候，人家问我什么心情，我说如履薄冰啊。当新闻司长，当发言人那不是如履薄冰嘛，你一句话讲错了，你收不回来的，你不能赖帐，十几架摄像机对着你，你赖帐吗？赖不了。

　　记者：讲好了，可能就关乎国家的利益。

　　吴建民：对。

　　记者：但是讲不好，很可能会关乎你个人的前程。

　　吴建民：这个事我想，这个人要干点事可能还要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为了国家利益，自己确认这样做是对的，这方面就少一点去考虑它。

　　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期间，共主持了168场新闻发布会，他机智而不失原则的发言赢得了中外媒体的赞赏，在新闻界，吴建民获得了一个铁嘴钢牙的称号。

　　记者：就是很接近吴大使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但是您在发言人的位置上，却得到了一个铁嘴钢牙，这样刚性的一个称呼，怎么能在把它和谐统一到一起？

　　吴建民：关键我就是要讲道理，并非声色俱厉就能服人。我所以并不喜欢铁嘴钢牙这样一些词，我觉得是什么？以理服人。中国有句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是你碰上什么问题，得讲出一些道理来。

　　记者：你靠什么来保持这种媒体的良好关系呢？

　　吴建民：我想这两条，第一条，我懂得他们的心理。记者是干什么的？找新闻的。每次参加记者招待会，我都让他们得到几条新闻；第二条，就是他们需要一些新的情况，在可能范围内，就是用我们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会下接触，我给他做一点背景吹风。这个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一些政策，这个也是允许的。

　　1996年，吴建民卸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之后，他再次走出国门，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当时，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在即，一些西方国家第六次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反华提案。这次人权会议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一场恶战，这一段也是吴建民最难的外交经历。

　　记者：当初为什么会选到你？

　　吴建民：很突然啊，1995年8月份，突然领导让我回国参加一个到北戴河去参加一次小型会议，开会了，知道让我去日内瓦，

　　记者：能拒绝吗？

　　吴建民：不能拒绝，搞外交跟当兵一样，命令你去你能拒绝吗？不能拒绝。

　　记者：您是从事过那么多年外交工作的，虽然不能拒绝，但是心里面不可能没有想法。

　　吴建民：是是是。因为人权委员会我懂，五十几个成员国，关键是拿到票。多边外交，多边外交人家手上有票，人家支持你的票，那你主动的很。

　　记者：但是对方不一定听您的。

　　吴建民：是啊，这个就要做工作，发展中国家我就跟他讲，讲一些道理，然后这个慢慢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发展中国家给他讲起人权委员会，一肚子气，说吴大使你不了解，人权委员会都变成法庭了，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全是受审判的，发达国家他们是法官，他们来审判我们，哪是人权啊？一肚子气。这种不满是一种受到欺负的不满，是一种正义的不满。但是如果说你不组织起来，那是一盘散沙没有用，所以我就推动组织起来。

　　在吴建民的推动下，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支持。在后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吴建民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热烈的掌声。最后，会议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中国的提案，决定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记者：您在大会上的发言到底说了什么呢？

　　吴建民：我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说我们中国人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的搞反华提案？你们真的是关心中国人权吗？我们从两个事实里面得到了启示。第一个事实， 1990年以来你们批评我们人权最厉害的时候，恰恰是中国进步最快的时候； 第二，在人权里，你现在骂我最厉害的国家，恰恰是在历史上侵犯中国人的人权最厉害的国家，八国联军七国都在里面啊，就俄罗斯不在里面。我说这两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关心的不是人权，你们关心的是霸权！你们不喜欢中国人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走了5000年了，我说你不要说你搞6个决议，你搞60个，中国人照样走自己的路！这个道理讲，我这一点没有一点弄虚作假。

　　记者：需要跟国内请示吗？

　　吴建民：这种发言稿，大使临场处置。所以这个外交我觉得要创造，再根据当时的情况，也要琢磨出来，有些话过去讲过，这次怎么讲？讲的人家服。

　　退出一线外交，吴建民的身影并没有离开国际大舞台。从2003年至今，吴建民已经连任两届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职位。国际展览局是协调和审批世界博览会事务的国际组织，吴建民是国际展览局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席。至此，吴建民在退出一线外交工作之后，已经身兼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国际展览局主席四个职位。

　　记者：四个职位，任何一个在我们任何人看来都是很显赫的，为什么？是因为吴先生特别强呢？还是因为太缺少像吴先生这么能干的人？

　　吴建民：我不能说我是能干的人，这个很多事情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为什么选我当国际展览局主席？因为上海是世博会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办过，而且中国的申办的时候非常认真。后来他们上任主席是摩纳哥的，现在是摩纳哥驻联合国大使，他说鼓动秘书长出面，让吴某人来当主席吧，就这么一撺掇，大家都赞成，当时有一些国家的代表也要竞选主席，一听说吴某人竞选，算了，就放弃了，我看这个是沾国家的光。

　　记者：但是你当时有一句话，选择我就是选择中国，听起来特别外交辞令。

　　吴建民：不，这个是真话，他选你这个人是什么？因为大家都要考虑自己的前途，都要考虑自己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起来的国家，一个上升的国家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信都在上升，看了这个中国人，这个中国大使，大家还可以接受，就是让这个人来当国际展览局主席对国际展览局有好处啊，

　　记者：是这些职务选择的您，还是吴先生去追求这些职务？

　　吴建民：应当说都是找上门来的。

　　记者：你好象是永远在被动的接受安排，就没有你主动要求或者主动选择的时候吗？

　　吴建民：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面，我这个舞台我自己挑不来。我不能向领导说，我想当驻法国大使，我要提出来不行的，人家不会同意的，这个人伸手要官，不行的。但是我想了，这个舞台给了我之后，怎么充分利用这个舞台，尽我最大的力量，做我能够为国家人民做的事，将来若干年之后，回头一看，不感到懊悔，不吃后悔药，我坦坦荡荡的，当年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了，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我追求的就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