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诗人都面临着诗歌读者锐减的问题，同时也都在探索如何通过其他方式来恢复诗歌的活力，最终扩大诗歌的受众。这些年来在美国风头正健的“诗歌角斗”（PoetrySlam）运动在诗人/读者的角色分派、阅读行为的组织模式、美学评判与竞技的区分、诗歌与大众娱乐的边界等方面大走颠覆路线。“诗歌角斗”有点像我国1950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和当下“超女”的混合体，在它激进的进军号角下，诗歌的“地盘”倒是扩大了，可引来的争议更是层出不穷。

　　“诗歌角斗”兴起于1990年代中期，先是在布法罗等城市的酒吧、咖啡馆中不定期地举办小型赛事，后来各地的“诗歌角斗士”和诗歌活动家联合了起来，形成了类似于行会的机构，发展出“全美诗歌角斗”和“全球诗歌角斗”等盛大的赛事。基本“角斗”形式是这样的：“诗人角斗士”们轮番上台在hip-hop音乐的配合下诵读自己的诗歌，竭尽全力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争取评委的好感。评委是在现场临时抽选的，不需要有专业的诗歌知识积累，他们根据“角斗士”们的舞台表现和观众们的反应当场打分，如果一个“诗歌角斗士”能引起所有人大呼大叫捶胸顿足，他的得分一定是10分，如果观众们神情冷漠，其得分基本上会在3分以下甚至是0分。每次获胜的“角斗士”会取得晋级资格参加更高层次的“角斗”，直至获得总冠军。

　　据尼科尔市“诗歌角斗”的组织者们声称，由于所有的“赛事”全都面向公众开放，参与者从流浪汉、服务生、建筑工人、成人电影演员到公务员、公司白领、大学生、教授无所不包，但较为遗憾的是，目前仍是男性占多数，组织者们期望下一个“赛季”将会吸引来更多的女性诗歌爱好者。

　　在“诗歌角斗”的诸种要素中，最为“诗歌角斗士”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它对“学院文学权威”的挑战。他们认为“诗歌角斗”对那些假装自己精通文学从而掌握了文学质量检验大权的人竖起了中指。“诗歌角斗”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鲍勃·霍尔曼曾经提出，“诗歌角斗”运动是“诗的民主化”，因为它的组织形式保证了听众们能够把最能引起他们好感的“诗歌角斗士”尽可能长久地留在竞技台上。这种说辞倒是和中国去年由“超女”引发的某些论点不谋而合。

　　“诗歌角斗”对学院权威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它在新千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大行其道终于激怒了在1990年代还对它不屑一顾的学院将帅们。美国诗歌批评领域的老帅、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年事越高越孤愤的哈罗德·布鲁姆忍不住在近期的《巴黎评论》上骂了“诗歌角斗”，说他对这场无视诗歌内在质地并且大量占用公众资源的“诗歌角斗”运动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认为这一运动“不仅仅是愚蠢，更意味着艺术的死亡”。

　　布鲁姆这一骂招来了一身的口水，“诗歌角斗士”们好容易盼来了这么一个超级学院大佬为他们做推广，一个个摩拳擦掌，揪住布鲁姆老爷爷不放，矛头直指布鲁姆近年来退守经典、强调美学价值而非泛政治立场的“死硬保守”倾向，并把布鲁姆精心编选并作序的《最佳之中的最佳美国诗歌》贬得一文不值。

　　不过，在更多时候，自命为“反权威”的“诗歌角斗”和学院圈之间，早就开始了相互渗透：一些学院圈里的成员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和理论建构添油加醋；一些成功的“角斗士”也开始出没于学院，致力于把“诗歌角斗”运动演变为课程内容和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在一些诗人近年来的履历上，这种“交集”体现得更为明显：杰弗雷·麦克丹尼尔最初是一名活跃的“角斗士”，后来开始在主流出版社出版诗集并在大学授课；而曾是鼎鼎大名的“耶鲁青年诗丛”入选者的克莱格·阿诺德则从诗集跑上了竞技台，成为著名的“角斗士”。还有一个“转型”不太成功的案例，1985年普利策诗歌奖的得主、学院诗人亨利·泰勒（国内出版过他的诗集《飞马腾空》）踊跃参加了1997年度的“全美诗歌角斗”，最后只在150个参赛者中捞到个第75名。

　　让我们回到“诗歌角斗”的初衷：尽可能扩大诗歌的受众。和全球其他地区一样，诗歌受众的缩小近20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诗人们。不少重量级诗人都拿出了自己的对策：已故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倡议把美国诗选像《圣经》一样放在旅馆的每个房间；刚刚就任的桂冠诗人唐纳德·霍尔提出在广播和电视中增大诗歌节目比重。而“诗歌角斗”则趟出了一条热闹的“捷径”，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诗歌复兴”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社会学漩涡而存在，还有待时间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