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优势，简直神化了人类文字处理、信息传递的功能。

　　就拿书写来说吧，我们小时候写东西，都是先用铅笔在废纸上打草稿，而后用钢笔或毛笔在好纸上工整誊写。你写的东西，需要多少份，就得一笔一画抄写多少遍，吃力费劲自不待言。那时候，当干部的向上级写请示报告、汇报材料，当作家的写几十万字的小说，大概都是这个办法。你想省事，当时的科技就那水平。好在这些手写的东西，现在都变成难得的“原始手稿”，重要的还成了各地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值钱了。后来，用上了圆珠笔，复写纸，如果你写的东西需要一式几份，便可一次搞定，又便捷了一步。公家办事，材料需用的份数多，可以用铁笔、蜡纸、钢板，先刻写，后推着小油滚子油印。这种办法解放前就有，大家看电影，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深更半夜印传单、印小报，就是这样。再以后，有了铅字打印机，比刻钢板又进了一步。但要说“书写”的大飞跃、大进步，那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电脑时代。

　　按说，科技的进步应当在方方面面方便简化人们的工作生活，使原先很麻烦很笨拙的事情变得简单省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全是如此。例如，上级向下级要材料，以前手写虽然费劲，但写好了交上去也就完了。现在不行，有的部门不管材料份数多少，作用大小、价值高低，一律要求有电子邮件(“伊妹儿”)、软盘或移动硬盘、纸质打印稿，三项缺一不可。你看这事儿弄的，技术手段高明了，项目程序倒多了。说是无纸化办公，可纸没少费，费的还是价格不菲的纸。更恼人的是，同一内容的材料，如时隔有日，又需要了，还得再来一遍“三段式”:电子邮件——盘——纸质稿。难道邮件飞了，盘丢了，纸稿弄没了？整不明白，电脑的优势不知哪儿去了。

　　这种情况凸现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陈旧观念的矛盾。一个人如果习惯了哪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和繁琐的处理工作的模式，再先进的技术手段，在他那里也只能是件摆设，甚至成为累赘。像文山会海，谁都说不好，我们同它斗争了多少年，罪状罗列了多少条，制度定了多少个？可至今在一些人那里仍收效甚微。有的人一天除了开会念文件，就不知道还应该干点什么。假如哪天实在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念了，还要想着法儿再开个什么会，出个什么文。

　　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解放初期西藏军区可令员张国华给中央打了一个关于修筑青藏公路的报告，屏幕上展示的那份报告就几页纸，字写得还很大，顶多也就相当现在的“千字文”，但事情很快就办妥了。接下去就是具体怎么干了。这要拿到现在，别说像青藏公路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就是居委会想在居民区里整条小马路，报告立项不用十页八页纸说清楚，休想过关，而且还得搭上“伊妹儿”。

　　我们说过去的事儿，不是让人去机械地摹仿，简单地照搬，而是在提倡一种精神。像英勇献身，艰苦奋斗，也包括务实作风。去浮存实，许多事情就不会那么烦琐复杂。我们一些同志干工作总习惯于“煞有介事”、“繁文缛节”，有的事原本下去跑一趟，甚至打个电话、写个便条就能办好，却偏偏要摆开架式，写申请搞方案，走程序，电脑啪啪地打，材料刷刷地印，弄姿态，做忙状，实际是在利用高科技制造麻烦、制造复杂、制造啰嗦。

　　去繁从简，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关键还在掌握和利用技术的人，尤其是主事者。上有所好，不必从焉，管事儿的喜繁，干事儿的就简不了；管事儿的喜简，干事儿的想繁也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放牛出身，干事儿爽快，决断果敢，直来直去。一次，一位大臣上了个万言长的奏折，刚念了一半，朱皇帝就叫人把他打了一顿。现在打人犯法，但如果哪个单位有人干事儿就爱兜圈子、绕弯子，把简单的问题的复杂化，就先砸掉他的电脑，再扣他半年奖金，并列入庸才之列，以后看谁还再敢。

　　道理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