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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周报》——e法网
一个县委书记的“卖官经”
“他这个人特别看中钱，贪财，一到升官了，职位变迁了，不给他钱都搞不定。有时候还主动要钱。” 一位下属如此评价杨建国。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党政机关工作了30多年，担任领导干部正职10余年……刚走上领导岗位那会，我警告自己不要以权谋私，但后来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增强以及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放松了思想改造……”这是杨建国在法庭上的忏悔。
杨建国，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在位期间多次利用职权卖官。6月22日，杨建国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检察机关指控其总共106起受贿事实中，有87起是“卖官”所致，另19起则是插手商业活动之“劳”，合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241万余元、美元5800元。这名曾在下属眼中
“让人敬重，人品很好，很有魄力”的县委书记，已彻底堕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卖官王”。
一个乡镇干部的三级跳
碰上杨建国这样的县委书记，用刘阳（化名）的话说是“很幸运”。他不需要过多在工作上劳心劳力，仅仅只是动动票子，就可以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位。
2001年3月，时任和县历阳镇党委书记（副处级）的刘阳，成功调任和县公安局局长。2002年10月，巢湖市委组织部到和县考察领导班子，杨建国推荐刘阳作为县委常委候选人之一。在考核组征求他意见时，杨建国替刘阳讲了不少言过其实的好话，刘阳顺利被确定为县委常委候选人。不久，在该县党代会上，刘阳顺利当选县委委员、常委，不久又被任命为宣传部长。
表面上风风光光，背后却是官场黑幕下的肮脏交易。当时在和县官场的人都知道，仕途升迁的“潜规则”就是给县委书记杨建国送钱。
2001年春节前，刘阳给杨建国送去了3000元现金，并向他发出了在职务调整时予以关照的信号。春节后，杨建国即向该县组织部门打招呼，提出让刘任公安局局长。是年3月，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上，杨建国同时提议刘阳任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常委会后，杨建国直接找刘阳谈话，刘提出还想保留副处级待遇。按照规定，县公安局长只是正科级。此后杨建国向上级领导极力争取，刘阳的副处级待遇也保住了。2002年春节前，刘阳到杨建国的办公室又送上3000元现金。此后，他又分三次共送给杨建国7000元，以进一步拉拢关系。
对于杨建国来说，刘阳的乌纱帽只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其中一顶而已，更多时候他是“批量销售”。
杨建国: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的风气，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烟酒，后来就逐步改为送现金。和县这种风气，我去之前就已经存在。
公诉人: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对该县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应该承担责任，虽然不能阻止其蔓延，但绝对不能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一个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行为对下属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通过行贿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去真正关心群众冷暖，把聪明才智放在发展当地经济上。
2006年6月22日，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于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杨建国的家产达到60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其受贿所得或者其他违法违纪收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241万余元、美元5800元。此外，他还对125万余元人民币、17326美元、290英镑、6700余元港币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经过一天半的审理，6月23日中午，该案庭审结束，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令人不齿的是，杨建国收人钱财竟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携手不避人送上的钱他收，“临时抱佛脚”的钱他也收，“放长线”的钱他照收不误。只要是钱，杨建国就敢收，只要是官，杨建国就敢卖。最少1000元，就可以叫这位县委书记“办事”。
党政干部“搭档”送钱
杨建国任和县县委书记那段时间，该县不少乡镇负责人给他送钱几乎不避人耳目，很多时候党政干部一起送钱要官在圈子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并且这些钱都在乡镇财政上予以报销。
曾经担任和县善厚镇镇长的夏军（化名）与镇党委书记朱同庆（化名）就是这样一对“搭档”。2000年10月和2001年春节前，为了感谢杨建国对他们的提拔，同时也为以后进一步得到提拔重用，这对“搭档”先后两次来到杨建国的家，分别送上现金5000元。
2003年4月，已任善厚镇党委书记的夏军又与他的新“搭档”、镇长朱世民（化名）一起到杨建国家，送给他现金5000元。
同年9月，夏军再次换了一个“搭档”，不过此时他已调到城南乡任党委书记了。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并没忘记继续跟杨建国“联络感情”。这年中秋节，他与乡长李志（化名）一起给杨建国送上4000元。
送5000元保平安
不仅求升迁，还求保平安。杨建国成了手下干部的佛，而钱也就成了拜佛的烧纸。
2003年八九月间，城南乡政府在2001年9月时为收农业税非法拘禁群众问题暴露，杨建国非常恼火，要处理原城南乡党委书记、乡长，检察机关也同时介入。
当时城南乡乡长是已调任濮集乡党委书记的谷麦，为了避免被处理，他同自己在濮集乡的新搭档张世华商量，一道去给杨建国送钱。
张世华正愁要“交结”杨建国而没有办法，两个没出息的乡镇干部一拍即合，给杨建国送去5000元钱。
杨建国听到谷麦为了避免被处理的请求，居然当即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以保护基层干部为名，要求此案不要查下去了。
仅仅5000元钱，谷麦就把杨建国给“摆平”了，一起有非法拘禁犯罪嫌疑的案件也就这样胎死腹中。2004年2月，毫发未损的谷麦竟然当上了该县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临时抱佛脚”也获提拔
2004年3月中旬，时任和县供销社副主任的骆某到政府办事，因为女副县长李某是骆某妻子的同学，骆某顺便跑到李某的办公室坐一坐。闲聊中，李副县长告知骆某最近供销社的班子要调整的消息，骆某听后便直言不讳地对李某说，自己干了10年副主任了，能不能帮忙给杨建国说说话提拔提拔。李某于是给骆某“指点迷津”：“我也帮不上忙，只能给杨建国书记说一下，你最好自己找他。”
此后的一天晚上，骆某从家里带了5000元现金，用信封装好，一个人来到杨建国在该县武装部的宿舍，见只有杨建国一个人在，骆某开门见山自我介绍后，就说供销社的班子调整，想请杨书记帮忙关照一下。杨建国听后笑了笑，打了句官腔：“不知道组织部考核什么情况，到时再说吧。”骆某临走前，将装有5000元钱的信封放在了桌子上，杨建国没有推辞。李副县长也未食言，她向杨建国推荐了骆某，杨建国说：“常委会上研究吧。”
令李副县长意想不到的是，事情成功会如此之快。研究人事问题的县委常委会一结束，杨建国就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常委会上研究同意骆某担任供销社主任。两天后，县委组织部通知骆某谈话的当天晚上，骆某又从家中带上5000元现金，再次来到杨建国的宿舍“进贡”。
“平时勤烧香”屡获关照
骆某采取的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平时勤烧香”的长线策略。陈继江就是其中一例。
2000年，陈继江时任和县公安局长，按照有关“四长”（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避籍任职的规定，作为和县本地人的陈继江应该交流到外地去，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和县，于是他想到了杨建国。
2000年中秋节前、2000年10月、2001年春节前，陈继江三次都送给杨建国5000元，杨建国都收下了。2001年2月底，陈继江感觉时机成熟了，便向杨建国提出想到土地局当局长。不久，组织部门向杨建国汇报人事调整方案时，杨建国就说，让陈继江到土地局当局长吧。同年底，该县土地局和矿产资源局合并成国土资源局，组织部门提出由陈继江任局长，杨建国赞同。自然，县委常委会上也顺利通过。
陈继江感激涕零，从2001年中秋节开始，一直到2004年的端午节，先后9次给杨建国共送去1.7万元。而所有这些送出去的钱，陈继江均以各种名义予以报销，自己几乎没有动用一分钱。
杨建国忏悔乞求“宽大”
在案件的审查起诉及开庭审理阶段，杨建国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想表现得态度好一些，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悔过话，以图得到宽大处理，又时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有罪，我认罪服法，但因我有很多慢性病，这两年身体越来越差，希望法庭在考虑我认罪态度的情况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受贿原因:未被提拔？
杨建国的忏悔：在担任县级领导职务之后，我也曾在会议上和私下里经常告诫大家，既不能接受别人的请托，也不能封官许愿，更不要收当事人的钱。但是在任和县县委书记之后，由于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担任正职长达10年，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发生了偏差，遵纪守法的观念也淡薄了。同时客观上也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我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公诉人点评：杨建国似乎要告诉人们三点：其一，他并非天生就是贪官；其二，因为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担任正职时间太长却未被提拔，政治前途没有了希望，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渐去接受他人贿赂；其三，其是当今社会不正之风的受害者，他自己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子。
春节收钱不算受贿？
杨建国的辩解：利用春节期间和我在南京住院、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及我祖母去世的机会，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来给我送钱，绝大多数没提出任何要求，只说是拜年和看望，其目的我认为是和我联络感情，以便能得到我的重视和关照。
公诉人点评：行贿人一般有两种，一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二是平时烧香，临时也抱佛脚。杨建国案件中的行贿人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是由行贿人与受贿者之间特殊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来给杨建国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下属。在县里，好职位是稀缺资源，只有源源不断地“进攻”，才能保证成功的系数。所以在该案中，呈现出行贿—牟利—再行贿—再牟利交替进行的状态。
虽然下属送钱的时候，杨建国并没有封官许愿，但正如他自己在侦查阶段所供述的那样，彼此心知肚明，行贿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力。而在杨建国为他人的经营活动提供帮助的事实中，所有的行贿人无一例外地都对杨建国表明了请托事项。杨建国不仅进行了承诺，有的还积极地进行协调、帮助。
一些党政干部在向杨建国行贿的同时，也在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如和县历阳镇原党委书记吕常春、和县公安局原局长陈继江等人也因受贿罪受到惩处。而且这些“慷慨”向杨建国进贡的人，其钱财并不是掏自己的腰包，而是慷公家之慨，并且通过虚列相关费用，以假发票在单位报销。
家人试图用钱探消息
6月23日，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开庭审理的第二天，杨建国原来的属下、亲友等数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杨建国对大部分被控事实不持异议。控辩双方针对部分杨建国所收钱款的性质是非法礼金还是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认定数额，进行了激烈辩论。
合法收入与赃款之争
杨建国的妹妹杨建芳在出庭时声称，她从杨建国手中购买的房产，还有杨建国出事后，她为打听杨建国的消息从家里拿出的10余万元等，都是她的财产，结果却被有关部门当作杨建国的财产没收了，她不服。杨建国的大妹婿称，他从1994年开始给杨建国家处理烟、酒等，这些年共出售了五六十万元，这些钱都交给杨建国妻子了。这也应该计入杨建国的家庭收入。
是非法礼金还是受贿
杨建国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杨建国的部分指控事实认定不准确，特别是一些已经被纪委明确认定为非法礼金的数额，在起诉时按照受贿定性。同时，辩护人指出，杨建国收受的钱款很多是在春节、生病等期间，且一般此时送钱的人都没有明确的请托事项，数额也不大，不是权钱交易，不应认定为受贿。
对此公诉机关认为，认定是受贿还是非法礼金，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公诉机关有把纪委认定为受贿的作为非法礼金处理，也有把纪委认定为非法礼金的作为受贿处理，这只有一个衡量标准——以法律为依据。同时公诉机关指出，行贿不是买西瓜，不是在想升官时，给了钱就能如愿。“平时烧香”获取领导好感，关键时候派上用场，是送钱人的基本心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次收钱了但对方没具体请托，就不算受贿。
本报特约记者 吴贻伙 特派记者 欧阳毅 发自安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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