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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最近关于已经废除了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观点，引起了激烈反应。人们常说“不能因人废言”；我同样认为“不能因言而废人”――由一种不同于我的观点，而质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品格，更不能漠视一种观点所反映的问题与利益。
从有关报道可知，对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持有的不同观点在城市人群乃至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它长期以来之所以没有引起充分注意，我想是因为，2003年我国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具有无可置疑的进步性，媒体在报道与评论两个方面都促成了强势的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由大众传播形成的强势舆论中，不同的观点，不仅难有表达、传播的机会，而且观点不同的人往往可能陷入一种“沉默的螺旋”――这是由德国传播学者诺利·纽曼提出的一个大众传播影响公众意见的假说：在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上，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少数人一边，就会保持沉默。他们越是保持沉默，其他的人便越是觉得某种观点不具代表性，从而进一步沉默。
在我看来，“沉默的螺旋”不是反映不同观点的机制，而恰恰是掩盖乃至“消除”不同观点的机制。这个“螺旋”如果真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非常不利，对一个社会的进步也同样不利。
如今，我们当然不能否定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性，也不能因为治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就从已经进步的阶梯上倒退回来。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沉默的螺旋”，应该意识到不同观点本身的“弱势”与珍贵。如今，对钟南山观点的口诛笔伐，特别是“无耻”等等对个人品格的攻击，恰恰可能是促成下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动力。
在一项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不同观点的“沉默”，的确会减少一些进步的障碍，使其更易于完成。但是，如果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沉默”，那么我们就可能从此失去不同观点。
进步――单就表现在一项制度的兴立存废而言，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想到的不全，粗粗列举一下：观念更新、物质具备、热情灌注、舆论强势、信息开放，还有――良心发现，比如，随着生活富裕与信息开放，城市居民对农民和进城农民的同情，是推动城市相关制度更易不可缺少的力量。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偶然事件的触发。它们往往互为条件，并不一定要样样具备。不同方面的进步对条件的依赖也有不同，比如，停止征收农业税，就更多地依赖于物质条件。因此，它差不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的充盈而“水到渠成”地平静到来的。
而在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更易中，人们的热情与强势的舆论构成了非常突出的条件――孙志刚惨死这一“事件”，强烈地触动了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和道义感，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互联网代表的草根舆论与宪政学者的精英行为，构成了舆论的合力。而这项陈旧的制度自身又有着法律上的缺陷、实践中的弊害，它与社会治安有一定关联，但也不是不可以剥离。所以，这个进步就显得来得更为痛快。还有一些进步，可能产生于公民个体执拗的诉讼，产生于社会团体长期不懈的努力（比如环保），都可以期待，但并不容易。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股巨大的进步热情。舆论对于钟南山“重提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反应，正反映了人们对于进步的珍视。但是，如果细心一点，我们也应该发现：在近年来所有促成进步的条件中，还缺少一个因素，那就是对不同观点的尊重、保护机制。我们现在也许觉得并不需要它，但也许有一天可能因为没有它而大吃苦头。因为，不同的观点，既可能反映着人民之中不同的利益，也可能深藏着创造性，乃至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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