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三门干部”要握好百姓的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郭奔胜

　　经过十余年的公务员队伍建设规范化，我国的党政干部队伍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基层机关公务员形成了以“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为主体的格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一些省市采访中发现，一些中青年“三门干部”理论知识强、文化素质高，但缺乏基层工作经历，不会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台上能演讲，台下却不会谈心；能走省出国招商引资，却不善走街串户排解民怨争取民心。

　　这样的“三门干部”不会面对面与公众打交道，致使党的政策与群众愿望衔接困难，干部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尤其是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降低。像前辈一样走好干群“贴心路”，补上基层群众工作课，成为提高“三门干部”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新干部与群众形成“隔热层”

　　传统上，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大多具有基层工作经历，许多人“入行”时不在机关大院，而是从基层排长—连长、村支书—公社书记、车间主任—厂长、技术员—工程师、教师—校长、居委会主任—街道干部等逐次提拔上来。还有一些人在考上高校前就有农村、工厂等工作经历。这些干部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

　　随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公务员法》实施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凡进必考”准入机制运行，公务员与其他社会领域人才渐渐分离。新一代基层公务员大多数是高校毕业生考进机关，在机关内部逐级晋升上来，或者从上级机关下派而来的“三门干部”。

　　这些干部大都有长期的应试教育背景，社会实践严重不足，即使是来自工农家庭的“三门干部”，对工农大众、对社会现实也显得比较隔膜。这使年轻一代党政干部与公众之间很容易出现“隔热层”。

　　记者在广东、江苏、浙江的区县采访中有一个感觉：老公社书记、老车间主任出身的干部，不管豪放还是内敛，不管能说会道的还是寡言少语的，对世态人情都有着通透认识，他们对群众心理把脉很准，跟老百姓共闯难关共同收获、折服“刁民”息讼止争的悲喜经历让人心驰神往。而一些“三门干部”，谈话中名词术语、战略思路层出不穷，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精彩，而对群众的愿望、要求却比较陌生。

　　与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党政干部相比，“三门干部”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办事方式、决策方式、处理矛盾方式、对国情民情的理解和把握等等，都有明显差异，特别是不熟悉群众心理，与老百姓使用不同的话语方式，甚至他们中流行的“黄段子”，都有一股浓烈的“机关味”。这使得这些干部与群众有着很强的隔阂感，他们与群众的生存状态如“油水”一样互不交融。

　　“制度迷信”与“群众工作恐惧症”并生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书记李选民说，没在农村一线工作过的乡镇干部，很难服务好农民、管理好农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三门干部”迷信“机关制度”，对活生生的人不熟悉，在基层工作时，抓不住人心，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患上“群众工作恐惧症”。

　　江苏省一位乡党委书记就是典型。这位书记十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机关。为了到基层施展才能，踏踏实实为农民办点实事，前年通过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两年后记者采访他时，他却四处想办法往县机关调，说是“不管什么职位，只要能走就行”。他说，农民的事我实在是做不来。我费尽心思设计得好好的方案，农民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们想的事，我又感觉是目光短浅不值得劳神费力，结果这一年下来没干成什么像样的事情。

　　他的体会是自己的兴奋点与群众的关注点很难有交集。他说，基层为官，首要的是保平安，防止老百姓闹矛盾出事故。可是，一些事情我感觉会出大麻烦，兴师动众部署半天，后来发现农民们其实毫不在乎。我看着以为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农民们却闹出大风波。几棵树苗的小争执排解不好就有可能闹出人命来。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会出岔子。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一些年轻干部，开大会可以宏篇大论滔滔不绝，但不会与群众面对面、人对人地谈心、对话。由于缺少直接接触沟通，与群众缺乏互相了解，真正面对群众时自信心不足，存在“民意恐慌”心理。

　　“群众工作恐惧症”在当前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江苏省去年搞乡镇党委书记直选试点，某市选定了一个只有一千名党员的小镇，组织部门通知时，在任书记死活不肯，他对组织部门说：市里要是觉得我犯了错误，直接撤职算了，不要拿我去出丑。市里只好改用自愿试点原则，结果，全市15个镇只有2个镇表示愿意参加试点，最终确定了一位公社书记出身的55岁的“老基层”参加直选，选举时，露天会场下着大雨，没有一个党员退场，这名“老基层”高票当选。

　　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官员说，出现“群众恐惧症”的原因，在于干部长期在机关工作形成的工作习惯，与群众工作的要求格格不入。比如机关干部也有很强的人事能力，但主要是善于在机关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上级领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该如何说才能使领导接受自己的意图；对下级该怎样布置任务、情感管理，都很娴熟。

　　而在与公众打交道时，机关的工作方式主要靠公文层层传达，靠财政拨款、职务任免、职称评定、评比评奖、安排工作等人、财、物利益“诱服”、“吓服”等方式，最终使这些干部产生了“制度迷信”，动不动就说要作“制度安排”，把“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挂在嘴边，希望通过制度“安排”公众，用人民币买平安。

　　这样单一的思维、工作习惯与社会变化已经脱节。在市场经济社会，公众凭本事从市场找饭碗，政府管理所使用的“体制内手段”对公众渐渐失去效力，群众渐渐“不怕官”，这时如何动员公众自愿自觉地配合政府成为基层干部的一道难题。

　　许多坐在机关里看成是难上难的事情，“老基层”一到现场却能很快打破僵局。如新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一直是全国性难题，从2003年底开始，广州市总工会招募关闭破产的老国企的行政干部担任工会协理员，一家一家地到企业开展工会活动，一个一个老板、一个一个工人地说政策讲利弊。去年，全市一百多名协理员促成组建企业工会4万个，平均每人每个工作日促成企业工会一个以上。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说：这些事机关干部做不了，他们喜欢呆在办公室里发文件发号召，真正需要他帮助的人，他根本见不到。

　　干部要走好干群“贴心路”

　　善于做人的工作，是中国国情下执政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三门干部”表现出的“群众工作恐惧症”，不利于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令基层干部的政治优势有了不小的缺口。从中国国情出发，提高干部的群众工作水平，走好“干群贴心路”，已经成为当前矛盾高发期对干部能力的迫切要求。

　　现在，我国公务员制度逐渐向文官体系过渡，这种国际流行体系中，公务员主要是按既定法律法规和程序处理行政事务，较少承担直接做人的工作的职责，加剧了干部的“机关化”倾向。广东省韶关市市长徐建华说，县以上机关直接面对单个百姓、做群众工作的机会不多，一般性访问、慰问，老百姓也不欢迎。浙江农村信息报总编辑陆元林说：现在连乡镇政府都已经“衙门化”了，只管在机关大院里面办文件，不办“分外事”了，这样的趋势令人担心。

　　但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是，党政干部集决策与执行于一体、具体行政管理与巩固执政基础于一体，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官体系的那一套。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说：每当社会上传诵扶助弱势群体的感人事迹时，人们在感动之余，常常会发出疑问：政府哪里去了？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群众进行扶危济困、安抚民心上应该更有作为。因此，在干部结构转型的新形势下，需要建立规范措施，给新成长起来的“三门干部”补上基层群众工作课，恢复我党的政治优势。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有关人士建议：

　　干部政绩考核中要突破“上下左右”小圈子，不仅在机关内部搞民主测评，更要走出机关，在公众中进行民意调查，以增强干部“对群众负责”的动力。

　　干部竞争上岗考评和年度考核评价中，增加群众工作相关内容的要求，包括“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情况”、“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情况”等，考察干部动员群众的能力。

　　建立与“凡进必考”相配套的“凡进必下基层”制度。公务员被招录后，先派到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单位锻炼。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实村委会、居委会力量，改善其知识结构，同时，让新公务员真正面对面接触群众、服务群众，掌握基层一手情况，在实践中提高自己能力。

　　各级党校不仅要讲理论，还要有社会实践课，组织学员到基层处理公众事务，训练与普通公众打交道。不仅要请专家讲新理念、传“洋经”，还应请乡镇、街道干部、甚至是村干部讲民心民情民意，讲基层工作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