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曹玉书:西部自我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秦旭东
实习记者 胡剑龙
北京报道
6月底7月初,对西部开发而言,接连爆出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由国务院西部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开发银行酝酿多时的一个政策文件——《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
另一个是,国务院西部办宣布,今年国家将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2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1654亿元。自2000年至2005年底,西部大开发累计投资已近10000亿元。
7月7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曹玉书。
自2005年8月由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转任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以来,除了宁夏,他先后走遍了西部其他所有省(区市)。“6月份刚刚去了新疆和重庆,7月马上要去一趟广西。”曹玉书告诉记者。
曹玉书同时还担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在人民大学、北师大、北交大和社科院兼职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同西部正式的结缘,始自2000年,当时他以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身份参与西部大开发政策文件的起草。几年下来,他不仅是一个专职参与西部开发事务的官员,更是一个有关西部开发的观察者、思考者。
主要发展障碍是软环境
《21世纪》:您最近走遍西部之后,整体印象怎么样?有什么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曹玉书:以前我也去过西部很多地方,而现在和大开发之前对比,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比如重庆,我1986到1987年,在那边挂职锻炼,在鹅岭这个小山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山城的夜景,而你现在去,旁边的高楼比鹅岭还高。
西部大开发到现在六年,主要的成绩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比如交通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二是生态环境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三是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提高,西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增长极,比如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等形成的成渝经济带,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带,态势都很不错。另外西部地区的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一些品牌和大企业也在逐渐培育和发展起来。
《21世纪》:外界很关注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比如软环境,现在来看主要的发展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曹玉书:这个问题要看和谁比,和深圳、上海比,它的软环境,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府的政策和执法,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纵向和西部大开发之前比,有了很大进步。
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我认为还是软环境,包括当地的居民和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如何不断更新,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能够有战略眼光、市场观念,还要做更大的努力。第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待加强。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比如说有的地方,制定了好的政策,等外来投资者赚了点钱了,就想改变政策,就眼红,变卦,“关门打狗”。软环境是制约西部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21世纪》:过去西部开发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现在强调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具体还有哪些考虑?比如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知道东部有深圳、浦东和天津滨海这样的改革试验区。
曹玉书:西部曾经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要改变它发展落后的局面,国家的扶持责无旁贷,但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关键在它自身。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27年了,像当初那样主要靠发挥政策优势的试点不见得适用。现在西部发展的很多问题思路都很清楚了,关键是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去推进落实。
协调东西部利益
《21世纪》:最近出台的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政策,是出于什么考虑,会发挥什么作用?
曹玉书:这个政策的背景是,西部大开发要向纵深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搞好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但同时也要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就必须打造特色优势产业,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关西部大开发成败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形成了这个文件。
文件明确了西部地区发展优势产业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在优惠政策方面,我们希望在法律框架的范围之内实施一些财税的优惠,在投资方面建立一个稳定的渠道和长效机制。
《21世纪》:在宏观调控背景下,现在大家都很关心项目审批和土地供应的问题。
曹玉书:这个文件里强调,国家审批或核准的重点产业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在西部地区。
土地问题上,宏观调控也不是完全不许动用土地。依照土地法,该用的还得用,另外西部地区是后发展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但也要有个规划,也要节约。我们的文件规定,对西部地区重点支持的6大特色优势产业在4类增长极地区布局的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在土地供给方面国家依法保证。
《21世纪》:西部开发中强调东西互动,东部产业和资本西进,西部资源东输。有一个问题是,西部怎样把它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比如西部的油气资源,希望能留在当地加工,这样附加值能高一些。
曹玉书:东西互动有利于中国整个经济的这盘棋下活,有利于增加西部地区的投资,更新理念和机制,东部地区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效益,扩大发展空间。
而你说的矛盾问题,第一,要从经济发展的全局上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它发挥最大的效应,而按照宪法规定,资源本来就是国家的。
第二就是对资源所在地,资源开发应该给他们带来效益,优先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机会。在政府配置资源的时候,要更多地考虑给当地居民以补偿,使当地的发展要求得到满足,这样就协调了资源分配与资源所在地发展的关系。现在有些政策还需要完善,比如说资源税的税率和资源利得如何分配是不是合理等,都需要与时俱进地研究。
协调东部地区、中央国企和西部地区的利益,我认为就得按照市场规律来办。现在有一个新情况,很多资源供不应求了,但以前也有供大于求的时候。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了,需要两面来对待,一方面要看到放在哪里加工效益能得到最大发挥;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合同,尊重市场变动,根据各方面的因素加以调整。
《21世纪》:“十一五”规划提出国土空间内的四类主体功能开发区划分,其中限制开发的地区大多在西部,怎么协调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呢?包括生态补偿的问题,比如西部为保护水源、大气,可能牺牲了不少发展机会,如何来补偿?
曹玉书:发展和保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处理好了,就相互促进,处理不好就两败俱伤。但有些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就是禁止或限制开发区,也不是什么都不搞了,只是说不要搞那些高污染的企业。比如说九寨沟,规划发展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搞得相当成功。
生态补偿的问题,在国际上都是个难题,以后要加大研究力度。总体上说都要有个大局观念,否则对整个国家会造成损失。现在主要还是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东部发展好了,交纳的税收更多,国家就能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西部开发促进法》未有时间表
《21世纪》:国家近年来又提出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有一些人担忧,给中部的一些优惠政策,会不会对西部大开发造成压力?
曹玉书:中国的国情决定应该有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所以中央提出了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西部开发的战略格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也是借鉴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西部大开发在继续推进的时候也要不断完善政策,相互之间都有一个互相促进、借鉴的作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提出,政策的完善,只会促进西部开发。
比如说东北振兴中增值税转型的政策,也应适用于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实际上在我们刚下的文件就已经规定了,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化、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投资补助和贴息,对西部地区给予倾斜,对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改造、资源枯竭矿山治理在资金投入上给予适当照顾。
《21世纪》: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招商引资上都存在竞争,是不是希望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
曹玉书:要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之内,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优势,政策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善之中,大家政策趋同的话,更要注意改善软环境。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西部开发促进法》的进展如何?
曹玉书:西部开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政策一旦形成法律,就有规范性和稳定性,我们应该依法行政,依法开发。很多国家都有区域开发立法,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开发法。
我们国家在区域开发立法上还是空白,制定《西部开发促进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将成熟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它既是一个程序法,也是一个实体法,包括西部开发的宗旨、任务、政策等。
现在这个立法已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目前由国务院法制办和西部办联合起草,已经有了一个草稿,需要进一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完善之后,按照程序,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再提交人大。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出台的时间表。(21世纪经济报道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