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官工作状况调查

　　“基层法检系统严重缺人。”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杜安平说，老的一批要离退，新的一批又补充不进来，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安徽省检察官中不满35岁的只占9%；检察院人才流失严重，不少检察官辞职当律师，有的流向沿海地区检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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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报道，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表明，2001年至2005年，全国基层检察院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案件、审查起诉案件、民事行政案件6160896件，年平均1232179件。案件数量除2002年比上年下降2.41%外，2003年至2005年分别比上年上升了2.53%、4.07%和5.29%。

　　然而，检察官人数并没有随着案件数量的上升而上升。目前，全国检察机关拥有近16万人，其中具有检察官职务的近11万人。逐年上升的案件，使得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

　　案多人少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部分检察官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保证不出现冤、假、错案的压力下，在工作量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在各种新型犯罪的出现，使得案件的定性以及证据的认定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在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下，部分检察官出现了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让我分身有术吧！”一位过生日的检察官在生日蛋糕前许下了这样的愿望。

　　杜萌

　　几分钟的事几天才完

　　见习记者 范玲莉 法制网记者 李松

　　郝忠，42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曾在批捕、法纪、起诉、反贪等多个部门工作。

　　我们办案子讲的是抓住最佳时机，一旦错过，后果就严重了。

　　有一天，都下午两点多了，接待室来了一个人，是举报单位里有人挪用公款的。

　　举报线索非常简单。除了举报材料中描述的通过审计发现的基本事实以外，银行证据、证人证言，都没有。多年的直觉让我意识到：这个案子必须马上办！打电话，叫人！

　　不大一会儿，全处15个人在第一时间聚集在六层的一间会议室里。主管检察长孙长柱亲自坐镇，迅速讲明案情后，所有人放下手头的活儿，全力突击这个“突发状况”。

　　晚上6点，主要证据回来了。

　　9点，还在找证人。

　　11点，口供拿下，最后一个证人找到了，对犯罪嫌疑人宣布立案、拘留。

　　11点以后，开始搜查。两拨儿人，一路去犯罪嫌疑人单位办公室，一路去他家。

　　夜里两点，所有搜查工作结束，开始讯问。

　　这一宿，整个侦查二处，没有一个人合眼。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的工作都围绕着“初查”这个词展开。

　　我们经手的案子有两类，一类是根据现有材料有计划有步骤经过“初查”掌握一定证据后突破的；另一类就是像上面这个案子这种突发状况，因发案单位报案及时而给收集相关证据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在一天之内就全部突破的。这一天的“爆发”，是办案人员的神经最为紧张、最为兴奋的一天，也是决定案件能否成功告破的一天。

　　反贪侦查工作面临许多困难。就说找人吧，犯罪嫌疑人难找，证人同样难找。据我所知，目前，北京市检察机关已经立案的反贪案件中，就有高达80起因犯罪嫌疑人外逃而导致案件无法往下追查的。实践中，碍于与案件的牵连性，许多证人同样顾虑重重、难以配合；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有些涉案单位也常常采取各种方式推诿、避讳与侦查人员的接触。

　　我就遇到过，有些公司掌握着几十甚至上百个虚开的分公司的账户，专门用来倒账，光查清楚这些账就得花上几个月时间。然而，检察机关侦查力量相对薄弱，会计、审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在内的部门或组织，在协助反贪部门侦查活动中也缺乏有效配合，社会资源难以共享，本来几分钟就能得到的信息，侦查人员却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

　　在赃款赃物的处置上，没有划拨权是一个十分别扭的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侦查部门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但是不能划拨。冻结一次最长半年，已立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案件几年都没抓回来，这些赃款就要反复冻结，侦查人员就得时刻想着哪件案子的赃款得续“冻”了。一不留神，赃款就有可能被提走。

　　3月1日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北京市部分检察院开始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个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不是技术装备不到位，而是对检察官的要求更高了。同时压力也更大了！

　　大要案占三分之二人员成长期需八年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经济案件复杂多变，职务犯罪牵连众多，腐败分子流动性空前增大，高智商、高科技犯罪层出不穷。而在需要协助调查时，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需要反反复复地协调、请示，这也加大了侦查的难度。

　　办案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常常面临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和阻力，既要保证依照法律规定完成侦查任务，又要顾及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维持在最佳状态。

　　尽管如此，北京市每年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000件以上，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基本上都保持在300余件400余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大案要案。负责人坦言，办案力量是非常不足的。就全市而言，现有侦查干警500余名，与办案的实际需要相比也是远远不够的。这部分缺口的工作量就全部落到这些在编干警身上了。

　　统计显示，北京市侦查干警平均年龄41岁，随着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的不断融入，有年轻化趋势。不过，年轻干警在反贪侦查工作中的成长周期平均为8年，这8年，他需要不断地摔打和磨炼，才可以独立胜任一个相对复杂的案件。

　　一年办理近百起案件

　　法制网记者 周崇华

　　向大杰，土家族，41岁。1985年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干考试，考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工作至今。

　　每当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报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将整个案件的资料全部录入电脑储存，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程序、强制措施的使用，是否在法定期限内侦查终结，是否该立案而没有立案，或不该立案而立案进行审查。然后，再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逐一核实，看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形成证据链条，有无遗漏证据，再写出起诉意见书、公诉词等。

　　我们兴庆区检察院，每年办理各类案件占银川市检察机关的一半还多，占整个自治区检察机关的三分之一。一年下来，经我手办理的案件就达近百起，除去正常的节假日，平均每两天就要办理一起公诉案件。

　　目前，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主要采取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法庭上，监督庭审程序是否合法；判决后，监督法院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是否准确，依法提起抗诉。

　　我在工作中的最大感受就是，目前检察监督还是有点难。

　　你看这份《银川市检察监督工作条例》，这是在国家没有出台检察监督方面的法律的情况下，银川市人大常委会首开先河，于2004年颁布实施的，使我们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规。

　　可是，《条例》规定的立案监督要求侦查机关“将所有受案线索统一登记备查”，这在执行中难以操作。

　　就拿银川市兴庆区来说吧，所辖派出所多，案件多，很难作到逐一登记备查。而监督程序的不尽完善，监督职责、监督权利的不够明确，尚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监督管理模式，造成法律监督中检察裁量权过于分散，且实际操作中法律监督的范围没有统一的规定，如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等，都难以把握。

　　检察官补充较困难个别地方违规任命

　　宁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康小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与2002年底以前相比，宁夏检察官的人数今年减少了140人，检察官补充比较困难，甚至个别基层检察院出现只有部门领导一人是检察官的情况。

　　宁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守信认为，宁夏检察机关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制约了上级检察院培养和选拔检察官的通道，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违规任命检察官和随意免除检察官职务的情况。

　　没大家帮工作难完成

　　法制网记者 杨燕生

　　林杏云，41岁，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自1987年进入检察队伍后，就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全国检察系统一等功获得者。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虽不是什么好汉，但比好汉更幸运的是，我的同事都在帮我。如果没有大伙帮忙，一年400多个案件是难以完成的。5年来，我所在的公诉科办理的2007宗案件，无一错案。

　　尽管我办过不少有影响的大案，但每天上班下班，我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工作。除了工作性质有所不同，我们当检察官的和普通人一样。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丈夫的妻子，一个普通的检察官。

　　忘了告诉你，我女儿今年12岁，马上就要考初中。我丈夫在公安局缉毒大队，工作也是没日没夜的。

　　有一年，我丈夫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出车祸，撞断了6根肋骨。在丈夫住院的两个月时间里，我白天上班，审查案件、会见律师、去看守所提审、在法院出庭支持公诉，晚上去医院照料他，再赶回家照看女儿。

　　我女儿很懂事，每天都是自己坐中巴回家。我只在星期六日才有可能陪她出去转一转。

　　由于工作忙，我平时不去接孩子放学，有一次，孩子哭着对我说：“你这个学期还没有接过我，求求你接我一次吧。”就是那天，当我赶到学校时，在静悄悄的教室里，只剩下女儿孤单的身影。

　　新形势有高要求检察官压力增大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处在工作一线的主力军，目前正是工作、生活压力都很重的年龄。

　　比如，开庭审理死刑二审案件对检察院是全新的工作，工作量较以往成倍增加。对任职检察官的要求高，压力也更大。

　　再比如，司法考试这一难关也使得检察官们承受巨大压力。特别是年轻的女干警，既要完成结婚生子的任务，又要想方设法通过司法考试，更要在工作上有所作为，压力可想而知。（责任编辑：徐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