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首次来台的杨振宁和翁帆于7月5日接受了台湾《联合报》专访。专访之后，杨振宁偕翁帆中午参加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奖典礼，并做“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专题演讲。

　　穿着碎花洋装的翁帆掩不住的青春气息，她是杨振宁的伴侣，也是他的“耳朵”。配戴助听器5年的杨振宁坦然地说，到了这年纪，听力不行，“你们得大声点儿”；若是不清楚，他只消望妻子一眼，翁帆会握着他的手，用略带潮汕腔的普通话把问题重复一次。以下是访谈内容：

　　“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做了延长”

　　问：两位结婚快两年了，结婚对你们各自的人生，最大改变是什么？

　　杨振宁(以下简称杨)：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从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年纪差很多，媒体有非常多讨论，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没注意到：一个人到了80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里，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翁帆(以下简称翁)：振宁讲过：“有些事我看不到了，可是再过三四十年，你帮我看。”我们心底难免有点伤感，但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对我来说，婚后经常要旅行，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这跟我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还在念书。

　　问：杨振宁的过去，翁帆没有参与，会造成隔阂吗？或反而可以分享不重叠的人生？

　　杨：我认识很多人，有的认识很多年，像这两天翁帆和我会看到很多人，我都会预先向翁帆介绍，这个人多少岁、做什么研究。我想人相处了以后，年龄差别没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透过跟翁帆的接触，我也认识很多和她同年纪、在潮州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帮助我对中国今天的各种现象多一些了解。

　　问：会不会在价值观上因为世代差距有不同看法？

　　杨：像吃东西，毕竟我在美国住了快60年，而她最近才长期接触外国生活。

　　翁：我发现他吃中餐和西餐的量不一样，西餐吃得较多，中餐通常吃一点就说饱了。

　　杨：又比如说她对中国的补药，相信的程度比我大了很多很多。

　　翁：中国人普遍觉得人参是好的，广东人喜欢煲汤，里头会放些药材。这些我相信对身体有好处。他一边喝，一边说不相信。不过只要他肯喝，我还是会煲给他。

　　“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问：你们谈论科学吗？跟诺贝尔奖得主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翁：我想他首先是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很少去想他是什么得主或什么人物，只把他当作丈夫一样来相处。

　　杨：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我看电视或看电影，了解的速度不如一般人，一方面是我的耳朵有点问题，不过不只是这个。我跟翁帆看电影，她会觉得：喔，原来杨振宁这人并不这么聪明。

　　问：结婚两年，院士做过的什么事让你最感动？

　　翁：嗯，现在我刚好想起两件事，心里觉得是甜的。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另一件是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里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问：你似乎对自己的年龄很坦然？

　　杨：是，很幸运，我现在身体很好。假如我不能行动了，我们的关系和对前途的看法不可能跟现在一样。有人认为我们的年纪差这么多，兴趣可能完全在不同方向，过去经验也不一样，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程度。不过，我觉得这些婚姻不成功的可能性在我们之间都没有。

　　问：婚前你们曾讨论过如何排解别人的议论或亲友的压力吗？

　　杨：亲人的看法当然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考虑(杨有三名子女)，不过在我们两家的情形，他们没有任何异议。至于朋友，我想绝大多数都觉得这是一桩不寻常的婚姻，不过他们也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最近我们到美欧去了一趟，因为翁帆是念英文的，所以她和别人交谈一点困难也没有。我曾经想过，如果她不大会说英文，我们会不会结婚？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翁：我们结婚是先自己决定，再通知家人。当然希望他们支持，不过我想，首先是我们自己做了决定。振宁说过，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什么特别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杨：我想(看了翁一眼)，翁帆也许不会反对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讨论结婚的时候，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但我的话是有哲理的。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一生这么多幸运很少有的”

　　问：杨院士曾说自己一辈子非常幸运，人生每个转折都占了很大便宜，这话怎么讲？

　　杨：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6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19世纪跨进20世纪，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萝。

　　到美国时我22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这与我个人一生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最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那也是美国学术研究大发展的时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扩充，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50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缺失。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3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

　　问：杨院士曾说大陆应多几个比尔·盖茨，不必多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意思是……

　　杨：这是有媒体断章取义，我的意思是中国更需要的是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或能发明任天堂的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经济效益。得诺贝尔奖当然好，问题是哪个更重要。

　　问：你对21世纪的中国有很大的期许？

　　杨：对，我想这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发展吧。一个这么古老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从100多年前濒于灭亡的状态走到今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情，对21世纪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常常想，我这点也很幸运，到了80多岁的年纪，还能看到我所关怀的一个文化传统处在崛起的状态。

　　有位印度裔诺贝尔奖得主也七八十岁了，他对印度文化前途的关怀就像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一样，可是他没有我这么乐观。另一个几年前过世的大学者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但对他的文化前途同样没有我乐观。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情形、国际影响都提升得很快，这有长远的历史道理，这道理还会继续下去。

　　问：那你对台湾的未来一样乐观吗？

　　杨：我对台湾的发展也采取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