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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和《九月寓言》擦肩而过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7-11 10:46:26 ·来源：新京报
原《当代》主编何启治回顾编发、出版《白鹿原》、《古船》的坎坷经历
人物名片
何启治
笔名何起、红耘、柳志。广东龙川县人，1936年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同年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1981年进入《当代》杂志社，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主编，常务副主编。1992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93年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1997年4月任《当代》主编。著有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何启治散文》等。 编发过《古船》，力推过《白鹿原》的何启治认为编辑应当“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共进退”。《当代》杂志创刊号。
编发《古船》
1986年五六月间，张炜带着长篇小说《古船》的修改稿到北京，就住在人文社邻居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招待所里。我和另外一个人去看他。只见他身穿黑汗衫，理短发，眼眶和脸庞都有点浮肿，慢声细语地说话，还常常微蹙着双眉，一脸疲惫而又难受的样子。听说他用心地写了两年《古船》，写了改，改了再改，定稿时还不满三十岁，而所写故事的时间跨度却有四十年，是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回溯四十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么年轻的张炜能写好他没有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我当时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张炜就向我解释。为了完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他“构思、准备前后有四年，具体写作、修改用了两年时间”。谈到这几年的准备时，他说：“我走遍了芦青河两岸所有城镇，拜访了所有的大的粉丝厂和作坊。我读了所能找到的有关于那片土地的县志和历史档案资料，仅关于土改部分的，就约有几百万字。我访问过很多很多的当事人，当年巡回法庭的官员，访问过从前线下来的伤残者、战士、英雄和幸存者”。
其时，我刚刚担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并负责终审稿件（第一次负责终审长篇小说）。主编秦兆阳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等原因一般只听汇报不看稿件，另一位主编孟伟哉作为人文社新任社长正忙于社务，还有一位副主编朱盛昌刚刚在1986年6月升任人文社副社长，也是忙于社务无暇旁顾。为慎重起见，我一再建议老孟或老朱参与终审。商议的结果只好请老朱抽空看《古船》直接写到土改扩大化、错打错杀的第十七、十八章。老朱看后也认为一定要改。和张炜面商的结果，是由他加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个片断（一千多字）。
当时《当代》杂志的发行量有二十多万。《古船》在《当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读者和文坛的强烈反响。
错过《九月寓言》
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山东省文学创作室、《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企业家》编辑部等五单位，在济南开了《古船》讨论会。12月27日，《当代》编辑部又邀请在京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近四十人在人文社的东中街宿舍会议室开了一整天的《古船》座谈会。
在讨论中，绝大多数讨论者对《古船》备加赞赏。有人认为《古船》是当代文学至今最好的长篇之一，可视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它给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实绩。但是，也有少数人对《古船》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据说某领导也很不满意，导致社长、主编指示我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我认为这违反惯例，便据理力争。最终的结果是，同意发表讨论会的意见，但必须突出批评性意见，而且要把两地四天讨论会的意见压缩到一千多字的篇幅，导致发表在《当代》1987年第2期上的报道文字和文坛舆论对《古船》的赞扬大相径庭。
这个报道是我整理的，但却实在是违心之作。
1990年6月，我在美国探亲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时主持《当代》杂志日常工作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因病需全休一段时间。老主编秦兆阳同志也因视力不好，基本上不能看稿，他要求我这个副主编尽快了结以前的事情，“全力以赴”投入编刊工作。也就是说，我要接替老朱主持《当代》的日常工作。到1991年春天，出版社领导决定给我“常务副主编”的名义，以方便工作。
1991年6月，我和《当代》分管山东的编辑洪清波到龙口去看望了张炜并向他组稿，他婉谢了其他有影响的刊物的约稿，毫不犹豫地便将他花费五年心血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交给我们。这期间，刊物的工作方式是：由分管各地区的编辑同仁提出拟采用的各种稿件（重点作品需经三审），在编前会上讨论并大体上确定某期刊物的基本内容，随后由我（或加上相关的编辑）向老主编秦兆阳作口头汇报，最后按主编的决定或调整，或补充某些内容，并按分工安排、布置发稿工作。从山东回到北京后，为此，我和洪清波几乎是在同一天写好了自已的读稿意见，准备把张炜的《九月寓言》作为下一期的主打作品，并按照工作程序向主编秦兆阳汇报。秦兆阳看完稿子后，在7月11日表示，“不能发表，发表出去很荒唐”。7月19日，他再次来到编辑部开会，对《九月寓言》的批评更严厉，更明确，并提出了10条意见。最后，只能退稿。我给张炜打电话表示了歉意，但他认为不存在问题。最后，《九月寓言》首发于《收获》1992年第2期，作品一面世，就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并荣获第二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的一等奖。此后，它还与《古船》一起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力推《白鹿原》
1992年早春，我收到陈忠实给我的来信。他在信里谈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会把这部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去看稿。我把忠实的来信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同志传阅。
我们商量后决定派《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一道去看稿。这是在1992年3月底。高、洪二位在返程经过成都时开始看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并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等他们回到出版社，我们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速看完。
由于所有参与看稿的同仁对《白鹿原》的总体认识都是一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也就在讨论、沟通中得到统一了。这样，从1992年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后完成了对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审稿，我在6月30日的终审意见中认为，“这是一部扎实、丰富，既有可读性又有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是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审美价值的好作品。”另一位副主编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签署了同意按照我的意见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刊载此稿的意见。由于1992年9月我已改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一、二编辑室的副总编辑，几乎是同时，人文社一编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书稿的审读程序，我在终审意见中提出，应当把《白鹿原》作为重点书处理。1993年6月，《白鹿原》正式出书。
《白鹿原》出版以后，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论，并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1997年5月，在天津开会评“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我以评委身份联合另两位评委雷达、林为进，建议把《白鹿原》列入候选名单，却意外受到临时主持人的粗暴对待。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是某领导在一次什么会上说了批评《白鹿原》，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的话。因此，它在国家图书奖中落选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1995年启动，1997年12月7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评委会对《白鹿原》的评价出现了明显分歧。最后，老评论家陈涌对它明确支持，他的支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外，陈忠实本人适当妥协，对《白鹿原》进行了修订，删改了两三千字并于1997年11月底把修订稿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2月，我们推出了修订本。就这样，《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98年4月20日，陈忠实终于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当代》历任主编
严文井，1980年-1983年；
韦君宜，1983年-1986年；
秦兆阳、孟伟哉，1986年-1987年；
孟伟哉，1987年-1994年；
朱盛昌，1995年-1997年；
陈早春、何启治，1997年－1999年；
陈早春，2000年；
刘玉山、高贤均，2001年-2002年；
刘玉山，2002年至今。
口述：何启治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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