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提出了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为女儿赴大

　　陆奔走联络/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

　　院……/给日本银行界做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

　　“是否从此以后，您便‘步履更加轻快，精神更为昂扬，便候鸟一样频频往返于大洋两岸’？”“的确，从那时起，我与大陆之间的往返是更增多了。”

　　不光是赵浩生本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他还把自己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儿，送往中国服务。赵浩生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

　　奔丧那年，他是带着妻子、儿子一同回国的。此时儿子已经成熟了许多，他严肃地向赵浩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一问给赵浩生很大震动，由此引申出“当别人为改变自己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艰苦奋斗时，你在做什么”这更难回应的问题。

　　他突然想到，虽已数度回国，但主要是游览探亲，对故国是打扰的多，贡献的少，平添了一重负债感。“今天我虽是外籍，但不是外人。不能只遮荫而不种树，只旁观而不参与。特别是祖国新的长征开始后，看到国内四个现代化的热情高涨，更急切地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否则必将再度造成遗憾，会无以对第三代的孩子。”

　　因此，当女儿向他提出大学毕业后，希望回祖国参加为“四化”建设做些工作，而不愿总当一个游客时，他分外欣喜，立即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最终办妥了此事。可当女儿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之际，赵浩生却一头扎入邓小平访美的一连串欢迎活动。

　　女儿走了，赵浩生更多地思考起自己如何为祖国的发展与强盛做些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他觉得他力所能及马上可做的，就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这三个在历史上既有过友好传统，又有过流血敌视国家之间，解释恩怨，加深了解，疏通搭桥。在中国，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就美国的新闻、选举做专题演讲；他住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向学子们介绍美国的教育和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他甚至走到中学生中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祖国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在美国，他重返母校伊利诺大学，在他的老师帕特森曾经站过的讲坛上，举办中国问题的讲座，并在帕特森妻子的陪同下，到自己老师的墓碑前献花致敬。他甚至辞掉了他当年不愿舍弃的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接受一些跨国公司顾问的聘书，专门为他们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做政策资讯。

　　在1989年秋后，在美国等西方诸国假“人权”制裁中国背景下，赵浩生应日本金融界邀请前往东京，向300余名银行界人士，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他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

　　他强调：中日关系和中、日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同，无论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方面，中日两国都近于欧美。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尤其不能追随美国，而应在中美之间起调停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可能永久僵持，迟早会出现转变。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为达到某

　　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赵浩生第二次前往台

　　湾/赵浩生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

　　“80年代末以来，您每年约在中国盘桓多久呢？两三个月？”“哦，可不止，差不多有近半年哪。”“近半年？都做些什么呢？是否像有些报刊中描写的那样：为疏通中外关系尽心竭力，为促成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经济改革问诊切脉？”“我主要是想听听说说中国话。”

　　人到老年，依恋故土，怀念往事，喜听乡音，虽大智大觉者，也概莫能外。但赵浩生那似乎比我还年轻的精神，那依然敏捷的思维，及什么都敢于尝试的雄心，是不可能在听听说说乡音中怡养天年的，一旦事关祖国、事关民族大义，他便起而关顾。

　　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大陆看电视，差不多只要一播放台湾开会的新闻，就会出现台湾民进党人舞拳踢脚大打出手的镜头；报章上也时有这类消息。当时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所谓“党外”势力。自建党后，其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台独”的倾向日趋张扬。该党的头面人物，不少曾留学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其中不少还是学法律的。就他们的教养而言，无论如何都难以和拳打脚踢联系在一起。

　　一次和赵先生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企业家，赵先生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民进党为什么总在立委会上打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一位企业家说他为此曾就教过许多人，包括民进党人，多数说法是国民党在台湾独大，在立委会上，民进党被国民党淹没了，新闻媒体根本就关注不到民进党，只有打架才能把电视镜头吸引过来，使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现其主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运用如此“新颖高妙”的战术，该党的品貌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到了90年代初，该党膨胀的势头及“台独”的喧嚣，已经不能不引起关心版图完整的人们的警惕。就在那个时候，赵浩生萌发二次入台的念头。

　　赵浩生向台湾方面提出入台申请，是担着几分风险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黑名单的。可进入90年代后，我推想旧禁已解，而且渴望为增进海峡两岸间的了解，尽些绵薄之力。”

　　在办理签证时，赵浩生发现他的护照和他太太的不一样。他的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不许拆封，要他本人带到台湾，入关时交给台湾方面。

　　这令人狐疑的特殊待遇，使赵浩生心中忐忑，担心此次入台会发生什么不测，便给在台湾国府任职的熟人，如萧万长、钱复写信询问。萧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钱复则是当时任外长的台湾政坛“四才子”之一，曾就读耶鲁。他们复信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劝赵浩生安心就道。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