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
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
被强迫说英语的强烈刺激
当历史的时针从1995向1996、1997跃动之际，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它们都在关注、等待着无疑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来临的那一刻。 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英国治下有150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先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顺畅，自1989年秋后，英伦称盛的迷雾更频频飘来，记得是1992年我即请赵先生对此稍加评议。赵先生说“香港的问题，九九归一，还是经济。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而”，赵先生话头一转：“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玄机，依旧是经济。近几年亚太经济为世界看好，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列亚太前沿，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经济就是这样互为因果，只有向哪里投入，才能向哪里赚取。正因为如此，美国虽总有人发出制裁中国的不谐之音，但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取向，却没有动摇。谁要是一想到中国那无比广阔的市场，投资后的可观前景，谁就不可能长久地坚守敌视中国的政策。”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但是殖民的历史，终归是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在退出受控地区前，蓄意挑起纠纷、制造麻烦，只会遗患于该地区，却绝不可能给企图混水摸鱼的纠纷和麻烦的制造者，带来丝毫的好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但若从长远的观点看，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就可能求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也比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英国在香港有经济利益，在回归问题上合作得好，这些利益就容易保持，这是大概是长计。”
在等待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和赵先生见面交谈的时候，香港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在30年间屡屡置身港岛的赵浩生，对香港有叙不尽的历历往事和感慨，我随即将之一点点记录了下来。
1966年，身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第一次踏上本属于中国，却由英国人统治了百余年的岛屿。他没有想到，在这个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居多的岛屿，他却被迫讲英语。
“被迫讲英语，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而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英语被认为是上等人的语言。不会讲广东话，我只感到抱歉；而为了我的工作与上层人物交往，被迫说英语，使我深受刺激。”
赵先生那次去香港，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一切食宿行事宜的。也许是为了获取较高的佣金，旅行社把他安排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下飞机即被接进酒店歇息，一夜无话。孰料翌日清早到用早餐时，酒店餐厅的侍者竟先侍候后到的白人，把赵浩生这位先来的付了同等金额的东方人，晾在一边。这种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给赵浩生的印象恶劣至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从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开始统治时代起，就被用作发展商贸的基地。但当时的商贸，只是炮舰商贸，独占商贸，强取豪夺的商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不光彩的商贸。”说着这些苍凉往事，赵先生颇动情感。
在儿子即将成年之际，赵先生曾带他去了一趟英国。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前观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儿子的目光除了被盛装马队、铜扣流苏吸引外，还常常瞟向宫外明晃晃的镀金栏杆。赵先生触景生情，对儿子说：“你知道这金子是怎样得来的吗？那是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当时我的儿子对我的话懵里懵懂。”
如今，当国人满怀喜悦地翘首香港回归的时候，赵先生说：“想到这颗东方明珠更璀璨的未来，许多个人的恩恩怨怨，仿佛过眼云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
采访香港的三“T”/三个选修中国现代文学的香港学生
/接连发生了几起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
就在赵浩生第一次到香港之际，正逢香港经济进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时代。记者的敏感，促使他对代表这种开拓力量的香港三大企业：航运、化工、纺织，进行了采访。
有意思的是当时香港这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的英文名字，均以“T”字母打头：航运大王董浩云（TUNG）、塑料大王丁熊兆（TING）、纺织大王唐星海（TANG）。“那次，我走访了三‘T’。”赵先生说。
“三‘T’中的航运大王董浩云，和我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况下定交于日本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从几条破船发展成‘船王’的经历。他成功之道无他，就是讲信用，这是一笔无形却无价的财富。就凭‘董浩云’的一纸签名，日本最大的造船厂愿为他制造30万吨的大油轮；就凭‘董浩云’三个字，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愿和他签订10年的运油合同。”
董浩云的事业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出1100万吨的巨大船队，到世界各个港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而他的心、他的根，他的感情的最后寄托，还是在中国。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就反映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
“1973年，我第一次经香港赴中国内地时，住在董浩云的别墅里。分别前我们曾彻夜长谈，他忘情地吐露了他早晚也一定要回内地念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这样向我坦白地表明心迹，显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其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工商组织的首脑。
赵先生归纳说：“丁家在香港成功的秘诀，就是从熊兆兄那一代起，世世代代都认识到：香港繁荣的源泉是在祖国内地，当年是如此，待回归之后，更是如此。”
在回溯的时候，赵先生常常提出一些他随之想到的问题，并以往事来映证，例如香港人应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
60年代中期，赵浩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发现4个选修此课的学生，有3个是东方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香港。
赵浩生对中国学生选学中国文学有些猜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会中文，觉得这门课容易及格才选修的。学生都自称中文底子有限，做的这种选择，完全出于醉心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对如是回答很欣赏，就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让他们要个心理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赵浩生发现他们的中文水准要比英文差许多，但他们很用功，有思想。为了训练他们的中文阅读、写作能力，赵浩生不仅要求他们读中文原著，还要他们用中文写书评，对作家、作品的思想、风格、时代背景加以评述。
最初，他们的写作结结巴巴，不久便趋于通顺，最后居然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第二学年，赵浩生鼓励他们把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于是，一份与耶鲁谐音的杂志《冶炉》诞生了。
就在此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与香港有关联的新闻，即陆续有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赵浩生随即提出就此写分析评论的要求。看了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所做的分析，赵浩生对香港青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文章分析说：香港留美学生的苦闷，除了遥居异国的孤独和生活难以适应外，更深层的在于失去了文化归属感。香港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享受，但没有令青年人感到自豪的香港独有的文化。
学生的分析认为，香港的文化，既非英国文化，又非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中英杂揉、以发展商贸为主的文化。他们做这些分析时，香港回归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他们已根据自身的渴望，提出香港的文化应该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发展出根深叶茂、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的香港文化。
我看好的人现在还在保持沉默/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
般概念的商人/董浩云悄悄离开人群/他购买了世界上
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一把意大利名师制作的小提琴
1996年9月，赵先生再度来华时，“特首”竞选之事已经沸沸扬扬，但人们揣测的大热门董建华，却一直没有就是否参选明确表态。“我这次来先到了香港，在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才到北京。”当我如约走进赵先生下榻处，他对我说。
“新特区行政首脑推选的事已近眉睫，好几位表态参选，港人对他们反映如何？依您分析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问道。
“我看好一个人，如果他表态参选的话，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当选。”
“谁？”
“董建华。这两年以来，我和他的几位旧识一直在对他进行劝说。这种历史机遇不说千载也是百年难逢的，而董恰恰具备良好的条件，让这种机遇失之交臂，而不挺身有所作为，太可惜了。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似乎被我们说动了。”
“您跟他很熟吗？”
“当然，他的父亲就是我同你说过的董浩云。”
“原来董建华就是董浩云薪火相传的后人。”我恍然明白，赵浩生和董建华有一重特殊的关系，随之想起赵先生昔日同我谈起的一系列有关董浩云的故事：
董浩云抓住“二战”后各国闹船荒之机，购置了一批轮船，从事近海和远洋运输，渐成有“现代郑和”之誉的“船王”。但他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般概念的商人。他与画坛巨擘溥儒、张大千是至交，他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而在“东方”之后，还要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寄托对文明和美好向往的情怀。每新造或购进一条船，他都要为之写一首诗，再为诗谱上音乐，作为这艘船的船歌。一个给大海写诗，在波涛上吟唱的人，谁能说他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商人？！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赴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30万吨巨轮的下水典礼。在军乐、鞭炮、狂欢的声浪中，，拉着赵浩生到海边散步。董浩云对赵浩生说他想哭，但不愿让人看见。赵浩生不解其意，问他何以生出如此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下水典礼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有演奏中国国歌。”奏那三国国歌，原因是这艘船是日本制造，新加坡的贷款，在利比亚注册。这本是国际航运业内很寻常的情况，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董浩云，在下水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如何不让他这个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泪下呢？
赵浩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在沉吟片刻后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听罢赵浩生的话，董浩云才在一霎沉默之后，突然伸开臂膀，迎着海风，开怀大笑起来。看着面对海涛和海风朗声而笑的董浩云，赵浩生发现他看上去更像热情、豪迈爱国的诗人拜伦，而不像一位称霸海上的船王。
赵先生还曾告诉我这位富甲一方的船王，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他购买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作为海上大学的用船。他希望赵浩生出任海上大学的校长，可赵浩生不太愿意放弃耶鲁大学的教职，婉辞了。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皇后”号从弗劳瑞德到香港进行装修时，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
后来，赵先生还向我讲述过董浩云买提琴送给马思聪的弟弟马思宏的故事：马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古玩店，看到，爱不释手。可这把珍贵的小提琴价格不菲，要7000美元。阮囊羞涩的马只能望琴兴叹。赵浩生得知此事，无意中同董浩云言及。几天后，赵浩生接到董浩云的电话，“那把小提琴我买下了，花了7000美元，现已送给了马思宏先生。”而董浩云的生活一向自奉俭朴，他在办公室用的玻璃杯，都是用过的果酱瓶子。
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
问题奔走的情况/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
对董建华说的“五大有利条件”/“见面时，他递给我一
份书面声明”/“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
“您如此看好董建华，定是有些令人悦服的依据喽。”我言归正传。
“当然，较长时间的交往了解可以说出很多感觉，我想只说一件事便足矣。1995年我到香港，我曾同董建华到东方海外公司的董事会议厅，在瞻仰董浩云遗像的悲喜交集之际，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奔走的情况，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他对这一问题分析之透彻，着眼之远阔；他在美接触人物之广泛，奔走所产生之影响，都使我感到他不但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且仿佛是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从他对此事所投入的心力与热情，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对香港的热爱，和港人利益的休戚与共。这样的人，不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吗？”
在和赵浩生先生这次交谈的几天后，我看到了董建华通过媒体的参选表态。此刻，我还不知道，赵先生是在董建华处看到了那份参选表态的稿子后，才对我透露这一口风的，但我却很想知道他们是用怎样的言辞说动董建华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去了外地，我忙着赶一部书稿，竟未得再叙的机会。
1997年春节前夕，赵先生又涉洋来华，于在京期间赴香港小住了几日。此时，董建华已接受国务院正式任命。归来叙谈时，自然扯出董建华的话题。赵先生说本来预计能安排个单独晤面的，“无奈时下的董建华太忙了，仅与他共同出席了一次晚宴，虽然他特意邀我和他坐在一起，但在那样的场合总得关照所有的在座者，所以没有什么独家新闻了。”
“还是谈谈您们是如何动员董建华参选的吧。”我向赵先生要求。
“那是有一个过程的。”赵先生接着告诉我：就在1995年那次见面时，他脱口对董建华说：“建华，你应该竞选香港的首任‘港督’，做香港的‘华盛顿’啊！”
但董建华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他不会在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时，轻易吐露自己的倾向。他对赵浩生说：“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并强调自己长期经营实业，不准备全身心介入政治；再者企业有3000员工，他不能抛开他们，所以他说他还是以企业经营者终其一生为好。他的夫人赵洪娉，也不太希望丈夫从政。
“经反反复复做了许久的工作，他似乎不那么截然拒绝了。我为他作了分析，说他参选有五大有利条件。”
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对董建华说的一番话：“首先，你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熟悉香港，现在强调港人治港，你持的是香港永久性护照，无懈可击；第二，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你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熟悉了解英国，一方面，你同英国各界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倘若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什么手脚，玩什么花样，欺瞒不了你这个留英生；第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当然现在有人想把她搞成政治城市，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而你在商界经营多年，精通商业的运作和管理，且在商界有一定的威望；第四，我认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澳门回归，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以这一方式统一台湾，你父亲开创的‘东方’事业，与台湾商界有联系，你个人在台湾也有人缘，你妹妹是台湾前“总参谋长”的儿媳妇；第五，是句玩笑话，你出生在上海，现在中国上层领导人大多在上海工作过，中国有句关于老乡的俗话，所以你同他们容易打交道。”
“他当时被您说服了吗？”我问道。
“他还是没有表示可否。直到去年9月，我在赴中国前，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我在到大陆前，将在香港停留。董建华听了我的话后，告诉了我他的近期安排，他要到新加坡料理一些事务，但他告诉我，他将于我在港的9月16日返回香港，并相约和我见面。”
“你们如期见面了吗？”
“见面了。他那天下午4点从新加坡回港，5点钟，我们便坐在了一起。见面时，他递给我一份书面声明，要我看一下，说他已经决定参选。我看了他的声明，方知他决定参选。声明写得很好，言简意赅，我建议他尽早刊登出来。他向我解释道：下决心参选后，他立即让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同事把东方公司多年做过的贸易全部清理、检查一遍。在确信没有污点后，才确定宣布参加竞选。‘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这样做，需要时间，所以宣布得晚了一些。’他说得一板一眼。”
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模仿一下
二战时的罗斯福，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随着香港回归的一天天迫近，董建华，这位将承天降大任的斯人，更为世人瞩目，新闻媒体对他盯得更紧，同属圈中人的我，自然也希望从赵先生那里得知一些相关的信息。
在距香港回顾尚有90天之际，赵浩生先生越洋打来电话，告知他被“特首”董建华和中国政府聘为出席7月1日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特约嘉宾。
5月末，赵先生来到北京。“不走了，直到7月1日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见面时他如是说。我再度提起董建华的话题，赵浩生先生告诉我，他在董建华当选候任“特首”后的几次接触中，董建华曾私下就一些事务向他征询过见解。
“您给董建华过什么有益的忠告吗？”
“我想，关于‘特首’职责内的政务，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裕如，他也有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智囊团，无需我置喙。当然，对他我会竭尽绵薄，我近期就在为他在权力交接后的对美访问，作周密精细的设计和筹划。”说着，他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附有图片和表格的日程表。
在我翻看后，他才接上前面的话题。他告诉我，此前他曾以老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从资讯的视角向董建华进了一言。他说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而董建华现在又被新闻媒体包围，每天见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话，“说不定哪一天，人家就会把不知道是谁的话、或谁想说的话，塞到你的嘴里，因此要谨慎，要警惕。”
赵先生说：警惕和谨慎不是缄口不言，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讲坛，或直接掌握一条可靠的传播管道，以杜绝谬种流传，以树立良好的媒体形象。
他向董建华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创了一个《炉边闲话》的专栏，每星期六上午，就时局和民众关注的问题发表见解。他悠闲地坐在白宫办公室的壁炉边，手持他独特的烟袋，身着家常的便服，仿佛坐在听众的家中聊天。他这种对时局和问题直接而完整的叙述，使人无法篡改和断章取义，既能匡正任何流言，又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做法被他的后来者们效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建议董建华“不妨模仿一下二战时的罗斯福，也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我想，没有人会比身处资讯业异常发达、活跃的香港，身为首任“特首”的董建华，能更敏锐地掂量出赵浩生先生这番话的分量。
赵先生递给我一篇刚写就的文章《辨是非 雪国耻》
/7月1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
在关于《炉边闲话》的交谈后，赵先生和我约定，他将在参加交接仪式后来北京和我见面，叙谈香港之行的见闻和感触。可6月21日，赵先生突然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又去了一趟香港，曾与董建华在他未来的办公室内晤谈良久，刚刚返京，问我下午能否到他那里坐作。
赴赵先生住所的途中，我一直思索着他约我前去是要对我讲些什么。前次长谈的内容我一直三缄吾口，因为赵先生不让我写，也许他不愿给人以此标榜的印象；也许他觉得还不到公之于众的时机；也许是因为他新出任美国普泽传播顾问集团公司的主席，便不能再像自由人那般将自己的行止言谈公之于众？
我一走进赵先生的房间，赵先生就递给我一篇他刚写就的文章，标题是《辨是非雪国耻》。他告诉我，文章是积蕴已久又因近期经历见闻的一系列事情有感而发的。他同我讲述了一些情况，包括他在香港未来特首办公室与董建华的晤谈，但依然嘱我不得对外吐露。
接着，他说道：“随着香港政权交接期限的日益临近，国内一片喜迎之声，其乐也融融。顺利交接固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这种时候，我们似乎不该一味沉浸于欢庆。”
“的确，对回归一事，有些人感到不甘和不舒服，这是意料之中的。从有人欲将香港这座‘经济城市’变为政治角力场，从‘唱衰香港’的鼓噪，从四处呼吁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香港民主党首领李柱铭辈的奔忙，从英国为编结杯葛临时立法会联合阵线的游说，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不出席临立会就职宣誓……7月1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除了‘喜迎’，的确要以更多的心智应对迎面而来的大量实际课题。”我接过他的话题。
“我觉得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也不能不对有关香港历史的荒谬评说加以辩白。有一种论调，说香港的繁荣应归功于英国的统治。”
“而您的这篇《辨是非 雪国耻》，就是与这类论调理论的。”
“是的，香港的繁荣，除了地缘和特定的历史因素外，是生活在香港的炎黄子孙自强奋斗的结果；是和背靠大陆的支持分不开的。当然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公务员群体，所以董建华希望这些公务员继续留任，中国政府也赞同他的这一举措。如果说英国的统治管理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它从日不落帝国，一步步退缩回原有的英伦三岛；它连自己国家衰落的问题都没解决好，还能竭尽心智去繁荣殖民地？这不合逻辑嘛！”
说到这儿赵先生显得有些激动，和他接触得久了，我已经对此多有了解，每逢言及事关祖国、言及事关民族的大义的话题，他便会很殚思、很动情。
“您这次和董建华先生会面晤谈，他可曾流露对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产生的忧虑？可曾对承担起治港重任感到什么压力？”
“哦，董建华对香港在政权交接后保持平稳发展充满信心！基本法规定制度50年不变，保障安定繁荣的因素没有丝毫的削弱，只要中国政府继续支香港，而中国政府肯定会更积极有力地支持董建华，这一点从江泽民、李鹏率代表团出席交接仪式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董建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赵浩生接到董建华的传真，告以他将如以往一样于4月
赴美/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文章/董建华说：我将推迟出访美国
1997年9月8日，经常于香港、美国间来去匆匆的董建华，以香港第一任“特首”的身份踏上美国国土。消息传来，不由让我想起此事幕后和赵浩生相关的一段秘闻。
在这一年的3、4月间，董建华就酝酿着美国之行了。因为每年4月，美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董建华每在这一时间几乎都是在美国，在为争取最惠国待遇这与香港经济攸关的决断奔波游说中渡过的。
4月12日，赵浩生听说董建华将于4月下旬赴美访问。他感到4月绝非访美的合适时机，立即给董建华发去一份很长的传真，为董建华分析利弊。
赵先生认为董建华此际赴美的不利因素有二：
其一是香港问题正热，美国各种舆论很多，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祟，对香港回归、香港未来“唱衰”的言论很盛。此时来美，必陷于应对无穷谬论的被动地位；且交接尚未成实现，再雄辩的说词也是无力的。而以董建华未来“特首”之尊，与这些无稽之谈争辩太跌身份。
其二是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大陆的攻击甚嚣尘上。此时来美，若有人借题发挥的话，必难脱困扰。
赵浩生建议董建华将访美的时间安排在政权交接之后。顺利交接已成事实，香港政治、经济前景更趋明朗，以“特首”的正式身份出访，许多在这之前可能出现的麻烦，将不复存在；对不利鼓噪即便不置一辞，亦无关宏旨。
传真发出后不久，赵浩生就看到了董建华推迟访问美国的消息。
香港顺利回归后，董建华以特首之尊，相继出访美国、日本及欧洲，受到隆重接待。其言论风采赢得各国一致的崇敬欣赏，以“董旋风”的气势，载誉返港，其声望在新一轮民意调查中突破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峰值。
看到如此情景，赵浩生直替老友董浩云激动：59年前，他给他的孩子起名“建华”，寄予了由衷的希望。如今，他的孩子正将父亲深深的冀望，一点一点地实现着。他内心起伏的波澜，都被始终关注着他的我，看在了眼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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