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音乐相伴的三十年
■实习生 李鹏
30年前大地震时,老陈家就住在震得最厉害的丰南区,父亲、母亲与妹妹都震亡了,老陈当时23岁,尚未成家,全家仅剩下老陈一人。
30年后,记者在南湖边偶遇这位大地震的幸存者时,他正在和朋友排演节目,准备“7·28”上老干部活动中心演出去,老陈作为小号手与搭档的萨克斯合奏名曲《回家》。
1976年7月最后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和老陈手里的小号紧紧联系在一起。
7月26日,老陈搭车去了天津,去天津是去买小号。中学阶段老陈就是学校乐队的小号手,也是得到老师夸奖最多的小号手,那时对小号的爱好已经到了沉迷的地步,“每天都去少年宫排练”。
7月27号,从天津买回小号,是当时的名牌——天津鹦鹉牌,花了106块钱,这笔钱老陈足足攒了五年。高中毕业后不久,老陈到村里的小学教数学,每月工资17元——这在当时是不菲的收入。老陈回忆说,26号是和同学搭着空军部队的解放牌汽车上的天津,那名同学是空军部队的家属,在车上闲聊时说“听说最近可能有地震,俺爸他们都在喊着要战备呢”,老陈当时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27号傍晚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拜师学艺,老陈找的是少年宫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因为时间已经是傍晚,那位老师急着回家,连小号的音都没帮老陈校对就打发他回了家。老陈回家吃过饭就捧着小号对着乐本自己校起音来,一直折腾到深夜。
“我妈说,睡吧,鼓捣啥?我就出去接着弄。”老陈坐在家门口的青石上校音,后来怕吵到邻居,干脆跑到小村子外的铁路边上去摆弄。老陈印象中那天天气特别热,握小号的手冒了很多汗,时间也不知不觉到了后半夜。
天快亮的时候,突然间,老陈感到脚下的地一阵剧烈的震动:“妈呀,地震了!”就看见眼前的树猛地敲打起地面来,自己一下震趴下了,但肚子贴不到地,蹦跳了一阵。不到一分钟,震动停止,眼前那棵树斜插在地上,站起来一看,村里的房子已经全倒在了地上。老陈就往家里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起来。
地震就这么突然发生了。
回到“家”,老陈立刻就绝望了:“什么也没有了,全村的房子都倒了,全家人都被压在了下面——30年后,讲到这里,老陈哽咽了。
当时全村没扒出几个人来,老陈在自己的房子里也没扒出什么来,拿着那把小号在原址枯坐了一天后才算记起事情来。“那时候真是麻木了,家家都死得差不多了。真不知道这小号是救了我还是害了我”。
没多久解放军来了,接着老陈住进了简易棚,“那会儿的人已经彻底麻木了,到处是死人味,都不敢想那么多了”,生活虽然无法马上恢复正常,但也在废墟上支起了饭锅,“锅旁边就是死人”。
老陈说,唐山人都很朴实,也很实在,大地震真正考验了唐山人。
没过多久,老陈就开始“上班”了,筹备了将近一个月才凑齐了学生和老师,就在一块开阔地搭了大点的简易棚上课,同时承担一些清理废墟、掩埋尸体的集体劳动。而那把小号则放在了一边,直到1982年搬进安置房以后才再拿了起来。
1976年10月前后,老陈的生活基本恢复了,上面分配了米、面、被褥、衣服。老陈现在还留着一个军用水壶,是当时参加救灾的解放军战士送的,可惜那名战士带着厚厚的口罩,老陈没听清他的名字。
从1976年发生地震到1982年住进安置房,这六年是艰辛的重建岁月。“听说过抢东西的事情,但很快就没有了,人和人都互相帮助”,见面后除了互相询问“你家没了几个”外,还会互相关心一下生活,沟通有无。“那会儿还是小伙子,觉得把东西让给人是应该的”。老陈说,那时候真是共产主义。
现在的老陈已经是一名工作了30多年的老教师,成家立业、子孙满堂。在学校里老陈退到了教育二线,每天的工作都是些简单的行政性事务。晚饭后,老陈一般都是去练习小号,所用的小号虽然还是天津鹦鹉牌,却已经换了两个——大地震时的那把小号已经成了不多示人的宝贝。
现在回头看30年前的大灾难,老陈说他心态已经比较坦然,已经能够面对全家震亡的现实,“毕竟活着的人应该活下去,还应该活得更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老陈和孩子们并不经常讲起往事,只是去年到南湖公园纪念墙刻碑的时候,全家人一起隆重纪念了一次。
“30年了,今年到处都在说大地震这事,我们也要出个节目纪念一下。”这两天老陈正在和搭档一起排练节目,是小号和萨克斯的二重奏,曲目经过一番讨论定为名曲《回家》,而备选的曲目还有《邮递马车》、《友谊地久天长》、《喀秋莎》等经典老曲。
“小号救了我的命,现在是我生活里不能缺的一样好东西”。每有演出机会,老陈都是非常开心,总是提前反复排练,哪怕是那些已经非常熟练的曲目。周末的时候,老陈就骑车到南湖公园的大堤边参加小聚会,老陈是伴奏,和那些同时代的老伙计们一起搞个小型演唱会,与记者相遇时,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刚刚合演结束。
“唐山是个好地方,鸡鸭鱼肉农产品齐全,生活在这里很舒服。平时弄弄乐器,心情都舒畅了,我说,它能治病。”老陈说自己是个乐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