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史华慈曾经说，他对待“现代性”潮流的态度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这既可以获得审视的距离，又激活了内在的心灵。在当今中国，回头看看1980年代的人文风景，就像在都市的欲望丛林中挖掘一个自由呼吸的洞穴，在短暂的驻足中感受“似水年华”的欢愉与悲伤。

　　诚然，八十年代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与经济性的历史进程的隔膜，比如学术的空疏，比如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的扁平化与单一化等，可是那些思想者仍然完成了中国二十世纪难得的一次“青春突围”。反抗、激情、启蒙、想像力、使命感等关键词都标志着八十年代的“青春气息”。

　　最让人缅怀的还是那个时代青年人之间心无芥蒂的争论和对话。李陀在访谈中说，他与几个文友可以为了讨论文学在大街上争论到天明，而张承志为了寻找奥登的一本小说以获得叙述的灵感，可以在晚上12点后去敲李陀的家门，已经躺下休息的年轻夫妇热情开门，满书堆里帮他寻找。在那个时代，阿城可以把用铅笔写在粗糙纸张上的“涂鸦的原稿”源源不断地邮寄给已经到美国纽约的陈丹青阅读与批评，就在这些文学青年的“梦呓”中产生了《棋王》、《树王》等短篇经典。在那个时代，甘阳可以在编委会上直言不讳地将徐友渔为《文化：中国与世界》写的序言批评为“小学生作文”，而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情。

　　在这本原生态的对话实录中，我们窥见了从同样的时代走出来的不同的“灵魂”与“性情”。阿城的“边缘感”与“睿智”，北岛的“深沉”与“创痛感”，甘阳的“童言无忌式地臧否人物”与“历史意识”，陈丹青的“通透”与“距离感”，陈平原的“人文视野”与“怀旧情绪”，刘索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性”等等。

　　记得曾经在一次饭局上，一位八十年代过来的学者突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道：你们这些没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青年和文学青年，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当时还不以为然，当我读完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再回头看看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平庸”和“疯狂的物欲”，才知道那个学者的悲悯蕴涵着对两个不同时代的洞察与判断。八十年代，注定已经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而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也只能在阅读的旅行中缅怀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