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平水中救人一事究竟能否算见义勇为，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被救者：“这和电视上报道的英雄事迹有一定差距”

　　6月29日，金淑娥在家里向记者介绍，那天，“潜到一半时，我想吸一口气，但脚怎么也踩不到底，我就慌了，大叫‘救命，救命’。”随后她感到有人在后背上拉了她一下，“就那么一瞬间，我就被托到了安全的地方”。

　　金淑娥说：“公安局的人曾问我，你觉得他（任建平）这样算见义勇为吗？我当时想这和电视上报道的英雄事迹有一定差距，就说，我觉得有点不像。公安局的人又问我，你有被做人工呼吸吗？你有昏迷吗？你有呛水吗？我如实回答说没有。”

　　金淑娥心情很复杂：“任建平救了我，如果他能评上，那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我已经说出去的口供，不可能再去更改。”

　　“如果当时不是任建平去救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记者问。

　　金淑娥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那就不知道了，这也说不清。也许一个浪打来，生命就被冲走了……”

　　检察院：“任建平的救人行为应属见义勇为”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2005年4月26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向南平市委政法委综治办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确认任建平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的报告》。报告得出结论：“任建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于危难的行为，我院认为应属见义勇为行为，应予确认表彰。”

　　南平市人民检察院监所处副处长丁景星曾参与过任建平救人一事的调查，他认为，女溺水者呼喊救命时，她的丈夫相救没有成功，说明此地水域较深，抢救溺水者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当时没有见义勇为者相救，她很可能很快溺水身亡。

　　丁景良说：“任建平当时敢出手相救，首先，必须冒着自己可能被溺水者拖入水中身亡的生命危险；其次要有见义勇为的气概；第三必须要有好的水性和水中救人的本领，才能使溺水者脱离危险，三者缺一不可。”

　　“在水中游泳时救人很危险，尤其是在深水区。一旦被溺水者抱住，很可能一起被淹死。这种事很容易吗？”丁景星反问记者。

　　公安民警：“这个小小的事情，算什么见义勇为？”

　　6月27日，延平分局一位民警向记者介绍了任建平一案的简单情况。他说，延平分局找过几个证人，证人所讲的和任建平所讲的有出入。

　　“这个小小的事情，算什么见义勇为？包括被救的人，也不认为这是见义勇为，一开始，都不愿意出来作证。后来我们做工作，才出来作证。”

　　“我们综合了当时的水情和地貌，水不是很深。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遇到了险情。任建平只是在道义上助人为乐，可以认定为做好事。见义勇为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不是说随便一个行为就能算见义勇为。”

　　这位民警同时认为，当时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金淑娥夫妇不可能会存在生命危险，任建平的救人行为还没有达到见义勇为的高度。

　　法律界人士：延平分局在确认程序上明显违法

　　按照《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及时核实、确认，时间不得超过七天。要告知申请人确认结果。”

　　2005年5月25日，任建平向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正式提出申请，直到2006年3月2日，延平分局才以《告知单》的形式建议任建平向“延平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提出申请，时间长达10个月，且没有告知结果。

　　任建平多方打听了解到，所谓的“延平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根本就未成立。

　　2006年3月6日，延平分局见义勇为办给任建平作出一份《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关于对任建平同志申报见义勇为行为不予确认的复函》。而任建平发现，延平分局见义勇为办公室根本不具备确认公民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资格，属超越职权，且复函行文也不规范。

　　2006年3月27日，延平分局又作出一份《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关于对任建平同志申报见义勇为行为不予确认的复函》，文件最后竟然没有签章。

　　福建省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说，延平分局在确认任建平的行为是否属见义勇为行为的程序上确实明显违法，存在诸多漏洞。

　　任建平的律师也表示，《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六条第四项列举的行为——“抢险救灾，舍己救人，保护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其所涉及内容相对宽泛，就是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的行为，如果对该项内容作任意限制性解释，与条例的立法精神显然背道而驰。这不仅对任建平个人感情上造成了伤害，也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见义勇为、弘扬正气。

　　任建平：“一定要付出生命代价或发生意外，才算是见义勇为吗？”

　　任建平认为，当时救人的地方河床崎岖不平，地形相当复杂。此前一日曾下过一场大雨，水位明显上涨，江面宽约150余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救起金淑娥夫妇并无绝对把握。

　　在任建平看来，公安机关把他救人的行为轻描淡写成“互相帮助，互助友爱”，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难道救人的时候，一定要付出生命代价或发生意外，才算是见义勇为吗？”任建平激动地说。

　　本报福州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