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白

　　“新概念”不是市场为了炒作图利的手段，而是对我们青少年如何打破僵死的思考模式，去掌握知识，认识世界，去追求全新的思维方式，从而成为世界的新主宰。“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很可能在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影响未来整个文化科学事业上

　　“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另类姿态获得社会广泛识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然而，由“新概念”催生出的青春文学，越来越显示出无病呻吟的弱点。作为作家，绝不能放弃一条底线：如何关心人，关爱人的生命，关爱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必须具有相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这种道德与责任只有直接与间接之分，而不存在有与无的商讨

　　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重估、多元并存、困惑与新生齐发的时代。然而，社会的发展始终需要深沉、厚重、稳固的价值承传，这种承传，多数隐藏在这里所说的“新”字的底线中，这条底线，可是一条社会健康延续的生命线！守住这条底线，所有的“新”概念“新”探索，哪怕表现上多么“另类”，都能构成社会蓬勃向上的驱动力

　　新时期以来，新“概念”使用于各种经济、文化的领域并不鲜见，证券交易中，购并、重组、科技等概念被炒家使用得滚瓜烂熟，将一个个新“概念”变成了滚滚财源。但是，“新概念”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席卷神州大地，却是一本老资格的、曾经被人视作夕阳产业的文学杂志《萌芽》。上世纪末《萌芽》打起了“新概念”的旗帜，举行了首届作文大赛，一炮打响，吸引了正处于青春期的所有大中学生和他们家长、老师的注意力，使这本濒临停刊的杂志，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从一万余册发行量骤升至50万册，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奇迹。与此同时，一批备受青少年崇拜的青少年作家，也脱颖而出，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和“大牌”：韩寒、张悦然、蒋峰、郭敬明、小饭……

　　“新概念”在显示威力，《萌芽》杂志的印数在不断增加，新的少年作家名单也随之在拉长，但是，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在走向某个新高度的同时，其存在的局限与弱点，也跟着悄悄地暴露，呼唤着“新概念”以后的“新新概念”。“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情况也逃不出这个规律。在《萌芽》50周年庆典前夕，连续发生在代表人物之一的郭敬明身上的两件事，将这个弱点暴露得相当突出。先是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抄袭案，问题的严重在于不仅仅是抄袭，而是藐视法院的判决，拒绝向被侵权者道歉。紧接着，曾经一度对《萌芽》杂志表示知遇之恩的这位“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三、四届的状元郎，当《萌芽》杂志纪念50周年组编纪念专辑的时候，两位编辑分别以MSN和电话的形式数次向他约稿，他却对稿费标准十分关心，并举出其他媒体对他付酬的情况供《萌芽》参照。《萌芽》没有满足他，他就这样把正应该表示感恩的好机会，用无声的拒绝，拒绝了。

　　乍听者，都会为他如此表现而哗然、而惊诧，但在文学界却并不感到意外。谁批评他们，他们就骂谁，这早已不是新闻；按“新概念”写作的文章，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不识愁滋味”却偏要说“愁”的那种无病呻吟的弱点。作家陈村的评价，可以概括这一现象，他认为，由“新概念”催生出的青春文学，却成了“自说自话”的代名词，这些出自“80后”的作家之手的文章，除了他们同龄人外，基本难觅其他读者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因此否定《萌芽》杂志创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中国文坛、对于中国教育界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取得的骄人成绩。这里的“新概念”，绝对不是市场那种为了炒作图利的手段，而是对我们青少年如何打破僵死的思考模式，去掌握知识，认识世界，去追求全新的思维方式，从而成为世界的新主宰。从这个角度看，我敢预言：“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带来的客观效果，将会超越作文本身。其积极作用，很可能不在文学范畴，而在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其影响，不在今天出了这些自称为作家的文学少年，而在中国未来的整个文化科学事业上。

　　为什么这样说？作家，绝不同于流行的歌星、影星。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告诉我们：“文学既不是一种快感，也不是消遣或娱乐，而是一件神圣的大事。”尽管现在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在学者明星化、作家明星化的今天，对此展开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要让文学传之永久，让作家成为千古敬仰的文化巨人，像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那样，必须感悟人生，体验生命，认识社会。

　　“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另类的姿态，在冲击思考模式上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识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契机。为此，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应该充分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赛开创出今天这个局面，仅仅是第一步，所做的是爆破手的工作，下面的路更长，更为艰巨。这一步，只是提醒我们一条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一条被应试教育制度湮没了的原则：文学必须拒绝人云亦云，墨守成规，必须拥有多角度的思维习惯，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当然，这也只是方法问题，最重要的是，作为作家，在图新求异、体现个性的时候，绝不能放弃一条底线：如何关心人，关爱人的生命，关爱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社会大众的生存状态，关注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关起门来，无病呻吟，自我欣赏，或者把文学作为一块敲门砖，靠她升官发财。也就是说，作家必须具有相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这种道德与责任只有直接与间接之分，而不存在有与无的商讨。

　　文学有多种功能，然而，不管如何，文学的最大价值，表现在这种社会道德基础上的大灵性、大悲悯、大视野、大感悟、大信仰、大苦难、大爱憎之上。有了这样的前提，作家就会先学会如何做人，就会不计稿费的多寡，努力刻苦地去实现对生活的价值追问与价值重估，并为此敢于不断作自我怀疑，不断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的拷问，敢于为这些价值追问，做出承诺、坚守、推动，而重塑人生，重塑社会。应该说，这是《萌芽》杂志的一大传统。如果忽视了这一条底线，我敢说，“新概念”的“新”，就和股市里不断花样翻新的“新概念板块”一样，只是一种以炒作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概念”越“新”，“概念”越“另类”，青少年陷入迷途的可能就会越大。

　　自1999年以来的七年中，《萌芽》已经在以往43年的基础上，走出了崭新一步，赋予了《萌芽》鲜明而亮丽的品牌效应。这是可喜而又可贵的基础，相信在这基础上，在上海这样令人欣慰的文化环境中，能够以第51岁作为一个新开端，在引导青年作者标新立异的同时，坚守并不断强化这一条底线，从而与时俱进地刷新“新概念”中这个“新”字的价值，让《萌芽》品牌的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应该看到，《萌芽》的“新概念”现象早已经超越了《萌芽》本身。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重估、多元并存、困惑与新生齐发的时代。各种见解、行为都打起“新”字的旗帜，或以此求得自我更新，或借此追逐潮流、显示时尚，以取得社会的承认、支持，从而快速地取得发展的空间。我们希望都能高举这个“新”字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开创出一个新时代。然而，社会的发展始终需要深沉、厚重、稳固的价值承传，这种承传，多数隐藏在这里所说的“新”字的底线中，这条底线，可是一条社会健康延续的生命线！守住这条底线，所有的“新”概念“新”探索，哪怕表现上多么“另类”，都能构成社会蓬勃向上的驱动力，否则，价值体系的混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能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

　　(作者为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