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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在井冈山。第二天要在井冈山干部学院讲课，头一天闲着，便想着去黄洋界走走。带我去的是一位摩的手。路上与摩的手聊天，发现他谈锋甚健。北京的社会治安好不好？他问。还好，我答。噢，还好，说明不好，他这样评论。井冈山的社会治安好不好？很好！他答。我们的摩托车放在大街上不用上锁也不会丢。对话到了让我惊讶之处，想探究一番。
摩的手对井冈山社会治安良好是这样解释的：井冈山是一个小城市，大家相互之间熟悉。产业比较单一，主要是旅游业。外来的游客不至于偷拿当地人的财物，外面的游手好闲者来了，神情与作派会让本地人立刻认出，其行踪也就在当地人的监控之下了。这样一个环境，显然是不利于窃贼谋生的，于是，窃贼也就不来了。因为产业结构比较稳定，居民流动量极小，外来人口也很少。摩的手还说，大家彼此相互熟识，没有公德的人难免让人看不起，也就没有人敢触犯公德。呵呵，好一番议论！理论家解释秩序的时候，也常常只是停留在这一步而已。井冈山的摩的手不简单。
晚上偶尔把电视机调到了凤凰卫视，闪出一行字，是余秋雨要讲秩序与和谐问题。这正是我喜欢探索的，且听余大作家怎么讲。开始几句话，余先生就把秩序与冲突看作两种极端的社会现象，让人难以苟同。秩序与冲突之间很难有清晰的边界。张作霖与更大的政治势力战作一团，但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会勉力维持秩序。在一定条件下，他与敌对势力也可以求得和平。
接下来余先生谈到了英国的足球流氓。是的，这些日子世界足球精英正在德国踢世界杯赛，余先生提起这件事情也是自然的。但今年的英国足球流氓偏偏没有怎么闹事。可是，余先生还是要借这个题目发挥一番。他说，英国足球流氓闹事是人类命运的缩影，又说这证明人类的秩序是非常脆弱的！
由足球流氓的行为就能概括出人类命运的一般情形吗？我想起井冈山的摩的手。他是一个九岁孩子的父亲，生活历练让他懂得了关于秩序与冲突的一些道理，说起来尽管朴素，但却很有解释力，在我看来也很有正确的地方。如果摩的手读了几摞书以后忘记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也说出余先生的那些话来，想来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很难用很少的文字把我对秩序的理解说清楚，但大略说来，和谐是人们之间达成交易的状态，而冲突是交易难以达成甚至不能达成的状态。影响交易的条件会发生变化，交易者的资源条件也会变化，交易的平衡点因此也会变化，而这个平衡点意味着一种利益分配状态。但人们对新的平衡点常常不能形成共识，这就影响了交易，进而可能引发冲突。这里的交易是广义的交易，而不仅仅是财物市场上的交易。一般来说，交易的持续性和交易者的组织程度是决定交易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井冈山的熟人社会构成了当地人之间的稳定的持续关系，产业结构的稳定以及局部的充分就业使得利益关系也相对稳定，社会的冲突也就少了。
我对人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是乐观的，更不相信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人类命运的缩影。经济越发展，交易条件就越得到改善，交易成本就越低，人们对变化中的均衡就越容易认同。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秩序最混乱的非洲和南亚，正是经济低度发展的地区。有人说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我以为并不恰当，其实他们还处于部落社会解体时期。影响这些地区秩序均衡的因素变化多端，要稳定下来着实不容易。把这些地区的动乱看作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恶果，自是一家之言，但不要忘记，在帝国主义的侵入之前，这些地区的部落关系并不太平。这些地区要实现和谐发展，归根到底要通过经济成长来实现。
足球流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简单说是因为足球迷与赛场及比赛东道国之间并不构成摩的手描述的“井冈山社会”。他们宣泄情感虽然与东道国人民构成了交易关系，但这种交易不是持续性的，球迷社会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因此，这种“临时”性的社会不是一个熟人社会，道德自律和羞耻感很难发生作用。要看到，这种冲突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均衡被打破所产生的冲突远远不能相比，我们大可不必将此“上纲上线”。如果在井冈山举办自己的足球比赛，我看不会出现足球流氓。
7月5日晚还看到了李敖先生在凤凰卫视上的讲演，我以为，他老人家演讲的逻辑要强于余先生，而与井冈山摩的手的逻辑保持了一致。人类对事物的理解，有这种逻辑大抵就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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