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男工讨千元欠薪不成自焚自残

　　昨天（7月11日），东华医院烧伤整形科911病房，35岁的湖南人舒家辉面目全非地躺在病床上，没有家属陪伴，没有人为他支付一分钱医药费，只有好心的护工偶尔进去给他喂一点水。自从7月8日下午，他去工厂讨1000元欠薪不成，自残把自己70%的皮肤烧伤后，留给他的只有无止尽的痛苦。

　　医生：治愈需要几十万元

　　前天晚上8时，记者来到东华医院住院部9楼烧伤整形科，一听记者要查找一名自残烧伤的病人，在护士台边休息的男护工指了指911病房“就是他”。护工拿出登记牌，记者看到他叫“舒家辉”，今年35岁。

　　记者进入舒家辉病房，舒家辉躺在病床上，全身上下都涂满了药膏，头部、脸部、身上皮肤都被烧了，惨不忍睹。两盏灯照着他，帮助把药膏热干。

　　舒家辉的病历上有医生描绘的他被烧伤的示意图，记者看到，舒除了两条小腿和臀部之外，全身其它皮肤都被烧伤了，烧伤面积达70 %，属3度烧伤，属烧伤程度中最严重、易感染、愈合慢的情况。

　　护士告诉记者，舒家辉送进医院之后，工厂没有来看望过他，没有给他出一分钱的医药费；事发4天舒的家属也没有出现，“不知道厂方通知没有？”现在，只有医院出于人道主义在救治他。

　　据医生介绍，舒家辉属重度烧伤，面积70%很大，治疗起来非常难，想要恢复到之前的样子，医疗费用需要数十万元，治疗之后也会有残疾。而目前，病人处于最容易感染的阶段，一旦病发随时有生命危险，由于没人负担医药费用，医院方面也只能负担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救助。

　　工友：舒家辉一下点着了自己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舒家辉自残前工作的寮步镇锦龙针织时装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寮步石龙坑村，厂规模不大，约有300多名工人。

　　在工厂大门口附近的小卖部，记者找到了舒家辉的几名工友，其中两人跟舒同在织机部工作，以前住的宿舍也很近。“全厂的工人都看到那天的事情了”工友们说。

　　据其中一名准备马上离厂的男工介绍，大概一个月前舒家辉在食堂买饭时，因是否插队与保安发生纠纷，舒遭到保安殴打，并被赶出工厂，但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厂方一直没有给他。8日下午，舒回工厂讨薪，跑入工厂大门附近的宿舍后，保安就一路在后面追赶他，一直跑到5楼，保安把他围住，舒一下子点着了自己。工厂的所有工人都走出车间看到舒家辉着成了一个“火人”。保安把火扑灭之后，舒还走了两步，把厚厚一叠打印的材料往楼下扔，喊了一句“你们过来看”，然后就倒下了。

　　材料上写的是什么？男工告诉记者，是舒自己写的讨薪经过，事发后材料都被搜走了。

　　厂方：个人行为跟工厂无关

　　工厂保安得知记者身份后称，老板、厂长都不在，没法帮记者联系上负责人。对于8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保安则称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但确实发生了工人讨薪自残的事情，其中一个保安去扑救也被烧伤了，这个保安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该公司总机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厂长韩某的电话，记者拨打了几十次，只有一次接通了。韩某承认舒家辉以前确实是该公司的员工，但一个月前已经离开工厂了。对于8日下午的事情，韩某称“舒家辉是自残，自己用汽油把自己烧了，这跟工厂无关”，之后他就扣了电话，再打始终无人接听。

　　昨天傍晚，记者联系到寮步石龙坑村委会书记韩某。据舒家辉工友介绍，自残前舒曾多次找到村委会，希望能帮助解决欠薪问题。韩书记得知记者欲了解此事后称，他在开会，会议结束后联系记者。但直到昨晚7点多，记者仍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对话

　　“讨不回钱我就想死”

　　前天晚上，记者在病房里跟舒家辉有过一段简短的对话，尽管他被烧伤得很严重，但神志清醒。记者喊了两声，他醒过来后，要求记者出示证件，确认记者身份后，他才肯说话。因为他说话艰难，所以很多问题，都是记者向他提问，由他通过点头或摇头确认对错。

　　“多次讨薪都不肯给”

　　记者：你叫舒家辉，今年35岁，对吗？

　　舒家辉：对。

　　记者：你是哪里人？

　　舒家辉：湖南。

　　记者：出事前，你在哪里工作？

　　舒家辉：锦龙厂织机部。

　　记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舒家辉：一个月前，买饭时，我没有插队，保安说我插队，打我，把我赶出厂，工厂欠我1000多块钱工资，我去要钱很多次都不肯给，讨不回钱，我就想死。

　　“找过劳动部门没解决”

　　记者：家里还有什么人？

　　舒家辉：我没有结婚，老家只有哥哥姐姐。

　　记者：通知家里人了吗？

　　舒家辉：不知道。

　　记者：为什么不找镇劳动部门来帮你呢？

　　舒家辉：找过，没有解决。

　　玩命讨薪事件何时不再重演？

　　王晖辉

　　湖南籍外来务工者舒家辉讨薪未果，在欠薪工厂处自残，导致身体重度烧伤，生命危殆。为1000元工钱而不惜自残身躯乃至毁灭生命，这悲惨的一幕令人震惊，同时又发人深省。

　　我们必须指出，为讨薪而自残的极端过激行为是非常不妥的。然而，讨薪悲剧所发出的警示信号却不容人们忽视。一味地对讨薪者通过极端方式吸引“眼球”进行指责，不仅过于冷血，也同样无助于增进劳资双方的沟通，无助于解决问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中国人常常讲：钱财乃身外之物。1000元钱，在东莞这个发达地区，在某些老板和官员那里，或许连一顿饭钱都不够，可就是为了这区区一顿饭的身外之物，舒家辉不惜以最宝贵的生命为代价，这种抗争的背后隐含了多少难为人道的辛酸、无奈和绝望？

　　舒家辉已经在东华医院孤单地躺了四天了，全身重度烧伤的他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据医院的说法，他的情况很不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欠薪者固然应当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侵吞了劳动者的血汗钱，是引发过激讨薪行为的诱因。但从一个个的个案走出来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没有建立起保护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有效机制，尽管一段时期以来，东莞有关部门已经采取种种措施，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悲剧暴露出某些政策、措施仍不够健全，执行仍不够得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东莞的决策者们也一再强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善待和包容。法治社会要求执法者“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给所有的公民以最后的也是必要的保障。舒家辉究竟因什么原因被拖欠了多少工钱？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如果了解到这一情况，有没有尽到执法的职责？如果法律救济能为舒家辉讨回薪水、哪怕是给一个“说法”，这一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东莞这些年来一直强调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包容外来务工人员，那么保障他们“劳有所得”，我们相信这是对“善待”和“包容”最低层次的要求吧。

　　1000元钱的确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东莞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寻求他们的机会，劳动权益的保护从来也不应是一句空话。正因如此，我们迫切地希望看到，执法者正视自身的过失，迅速行动起来，让玩命地工作的人，到头来不至于落到玩命地讨薪的地步。 作者：记者汪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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