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着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博客要约收购”而引发的三一与徐工间的收购之争，成了网络与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不管向文波出于什么目的在他的私人博客中对眼看大功可成的徐工与凯雷之间的收购案“说三道四”，显然，向文波在这里举起了民族产业的大旗，以吸引人们对此事的关注。而从网民的反应和媒体的评论来看，也基本集中于徐工被外资收购后对中国装备工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可以把向文波的“徐工不能被外资控股，徐工不能被贱卖”的呼吁看作是近年来正在兴起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样板，而把收购徐工的国际私募基金凯雷看作是全球化的代表，那么，三一的搅局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象征意味极浓的“事件”，即如何来看待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

　　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似乎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保护民族产业的经济民族主义，发达国家要的是自由贸易。恰恰相反，经济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孪生物。它是不分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的一种行为，其指导思想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

　　很多人尤其是对那些信奉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人来说，只要见到民族主义，就一概加以拒斥，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分强调民族产业的保护，甚至以此为借口拒绝开放，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只能是保护落后产业和企业，从而最终有损国家的竞争力；但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经济民族主义就一无是处。

　　我们应该看到后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在这一意义上，经济民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具体到中国，我认为，某种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目前是有必要的。当前，不少地方已把外资并购作为地方引进外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很少考虑外资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而从实际来看，外资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它们希望采取并购的方式直接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并购的对象主要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从外资对一些战略产业的中国企业实行所谓的“斩首计划”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面对外资并购这种逼人的架势，如果对那些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和企业完全不设防，一味强调按照所谓的资本意志行事，那么，这正中其下怀。从目前来看，有关外资并购的政策虽然很多，但还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些政策对管理外资的一般性并购或许不成问题，但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就有必要用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以相应的程序和机构加以审查。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而我们在这方面恰恰还处于空白地带。

　　总体看，中国加入WTO后，正在享受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因此，长期而言，我们一定要坚守自由贸易的精神。事实上，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贸易最自由的国家。但这并不必然排斥在某个时段、某些行业和企业实行贸易和产业保护，对外资的垄断性跨国并购设限。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在我们这儿应该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