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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的救赎
□ 居 杨 ︵北京︶ 摄影报
入夏后的一个中午，缅甸佤邦勐冒县公明山区腊染寨内，20岁的年轻母亲叶香坐在四处透风的茅草屋里，为没能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借到一把米而愁容满面。她的丈夫曾跟这里很多男人一样，平时务农，战时扛枪，两年前，就在她怀着第二个孩子时，丈夫去执行任务再没回来。 叶香靠着种大烟（罂粟）每年卖两三拽（1拽＝1．625公斤）大烟膏（鸦片），赚个五六千元人民币勉强维持生计。但自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佤邦禁种大烟，叶香跟着寨子里其他人改种旱谷，可去年收下的粮食，即使精打细算，也不够吃，要指望新一季旱谷成熟至少还得等3个月。
从今年5月份始，烟农们面临着佤邦首年禁种后的严峻考验。禁种前，他们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靠鸦片收入来解决吃粮、吃盐、穿衣问题。禁种后由于没有资金和生产技能，又缺乏高原山区种植农作物的经验，粮食产量低，很多烟农无法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大米！”佤邦联合党勐冒县委书记李志超急切地说，这里的烟农只懂得刀耕火种，又没有文化，种的粮食只够半年吃，“我们急需国际社会的帮助。”打了一辈子仗的勐冒县长鲍有良认为：“粮食给了，总会有吃完的一天，到时候依然要饿肚子，最要紧的是教给老百姓种粮的技术，只有掌握生存技能，才会自强和发展。”但他也表示：“在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地区里，我们是最落后的了，要禁种，要搞生产，需要时间，这比打仗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因贫困和封闭，原本就存在的医疗条件差、儿童得不到教育等问题，随着禁种后烟农收入减少而更加严重。在佤邦首府邦康，佤邦联合党副总书记、佤邦政府副主席肖明亮表示，如果发生一些诸如疟疾、麻疹等在当地发病率较高的疫情，后果将难以预料。还有在佤邦65000名适龄儿童中有55．72％的孩子因需参加劳动或家庭贫困而无法入学得不到教育就意味着延续愚昧和落后。
肖明亮提起的另一个事实令人担忧：佤邦禁种后，有烟农迫于生计迁移到佤邦之外的周边地区重操旧业。6月的金三角地区正值雨季，在阵阵大雨和泥泞的山野里，禁毒的路显得漫长而艰难。（11701501
佤邦南邓特区16岁的李美英已经是个有着4年兵龄的老兵了，那枝老式半自动步枪在她的肩上显得格外沉重。11岁时，寨子里来了招兵的人，当时家里因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父母就将她送到兵营里。从此，李美英接受了射击、体能等军事训练，并读完了小学三年级的文化课。相比家里的苦日子，她更留恋兵营生活，因为每两三天就能吃上一次肉，每月还发给110元人民币和35斤米。
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缅北曾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这些反政府武装与罂粟种植之间形成了“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依存关系。20世纪90年代，缅甸政府先后承认佤邦等民族武装为“地方政府”，缅北地区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局面。但军队建设在佤邦仍然占有重要位置。由于长年打仗，人口仅40多万的佤邦有1万多青壮年死于战斗，所以现在很多人从小就必须当兵扛枪。李美英每天的工作是在警察局楼顶站岗，监视被关押的吸毒者们，她最喜欢的是望着远处荣玲公司橡胶场替代种植的橡胶树一天天长高、长大，变成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因为她的家人都在橡胶场工作，生活比当年种大烟时有所改善。
“禁种对佤邦的影响是深刻的。”6月3日，来自中国云南省孟连县最早在佤邦进行橡胶替代种植的王学平说。9年前，他带着国内8名技术人员初到勐波区永黑乡种橡胶树，烟农们认为这是抢占他们种罂粟的土地，个别村寨首领百般阻挠，组织一些烟民划了界线严禁开发，有的烟民甚至鸣枪恐吓，还画鬼符诅咒他们。如今，他们与佤邦合作开发的南卡江橡胶有限公司已种植橡胶树5万余亩，2004年开始割胶，4000多名烟农参与劳动，原来的烟农已慢慢转变成胶农，他们通过向中国胶农学习割胶技术、农作物种植技术，逐步解决了吃饭问题，橡胶树如今成了许多老百姓眼中的“摇钱树”。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5年底，中国政府和企业共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并提供大量技术支援力量，帮助金三角地区发展替代植物，40万亩罂粟地已变成了稻田和橡胶园。对此，佤邦最高领导人、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告诉记者：“佤邦南北两地只要是有成片的替代种植，无论是种植水果或者其他经济林木，几乎都有中国公民来作技术指导。”这个佤邦的领导人，10年前因联合缅政府打败海洛因大王“坤沙”的武装力量，成为金三角的耀眼人物。去年6月，他签署了《禁毒宣言》，以自己人头担保佤邦全面禁种罂粟。面对禁种后的种种困难和阻力，鲍有祥的想法是，大力推广橡胶、茶叶等替代种植，同时利用丰富的矿藏资源加强矿业开采，将烟农转变为胶农、茶农、矿山工人，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
然而橡胶树需8年开胶，茶树也要4年成熟，各种作物的种植、工业的发展均需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当地的替代种植是否能得到持续性发展，罂粟是否不再复种均需时间验证，而维持禁种的基础——持久和平的实现在金三角土地上仍然十分艰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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