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雷克斯汉姆的这段训练时期还有些零星记忆。我宿舍的房东是个威尔士律师，一面在房租上狠敲我们的竹杠，一面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他戴一副假发———或者准确点说，他有三副假发，一副的头发比一副长。他戴过几天中等长度的假发后，就会戴上那副长的，说，哎呀呀，该理发了。然后他就出门，大概到公共厕所或路边的灌木丛里换上那副短的，一直戴到该再次换上中长假发的时候。

　　这个糗事是被一个跟我同宿舍的军官酒后闯了他的卧室发现的。这个军官名叫威廉姆斯，是典型之典型的“边境威尔士刁民”。他喝得越醉，就越是口出惊人之语。有一回，他告诉我他在都柏林跟一个女孩订婚，甚至已经交了钻石戒指，在一起睡觉。然而婚礼前一天她失去了一条腿，被一辆开往道奇（都柏林郊区名）的有轨电车轧断的，他马上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是，格雷夫斯，在那事之前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可爱极了。”他当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医，每到最近的城市切斯特找妓女，不但总是设法鼓动对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借此逃掉一笔嫖费，而且还总是留下我的名字。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常收到那些女人的来信。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以后我管你叫‘肮脏的威廉姆斯’，把你跟军团里其他威廉姆斯区别开来。”这名字就一直叫了下去。他一次又一次换班，除有一阵驻在一个较安静的防区外，他没下过一次堑壕，最后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战争。

　　二等兵罗宾逊。他来自威尔士安格尔西岛，战前因健康原因加入了特别后备军。9月，全营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志愿去彼岸服役。他说他不想去，说他既不愿被骗进也不愿被胁迫。最后罗宾逊被带到陆军上校面前，上校对他的顽固着实感到困惑。罗宾逊解释说，他不是害怕。“我家里还有老婆和猪。”9月，因为卡其布料紧张，全营人马都穿上了临时的海军蓝制服。罗宾逊除外。他们打算羞辱羞辱他。他遵命继续穿着和平时期的鲜红色紧身短上衣和有一根红色条纹的蓝裤子；一件极其肮脏的紧身短上衣（他们把他派去厨房帮厨）。他的同僚管他叫“公鸡罗宾”（CockRobin），当着他的面合唱一首通俗小调：我永远不会被炒鱿鱼

　　只要孩子们叫我公鸡

　　小公鸡，小公鸡，

　　罗宾是个小公鸡！

　　我穿着我的旧红衣，我要跳起“cutashine”（一种新型英国农村集体舞会）……

　　但是罗宾逊并不在乎：

　　他们越是叫我红胸罗宾

　　我就要穿着它越长久。

　　我要穿一件红背心，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于是，到了10月他以医学上不宜当兵———“智商低下，无法在英国武装部队中服役”———为由被逐出军队，回老家陪他的老婆和猪去了。不过，那些歌唱演员们哪怕在下一个5月从菲斯图伯劫后余生，也没能在再下一个9月的卢斯幸免（指1915年5月和9月在法国发生的菲斯图伯战役和卢斯战役）。

　　新入伍的军官们在连部和营部纪律办公室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如何对付犯罪。“犯罪”自然指的是任何违反军规的行为；罪行有许多种。那些日子里，纪律办公室以每三四分钟处理一起案件的速度，每天办案四五个小时，每三四分钟就要处理一起犯罪。但连部司令官们许多不太严重的过错不在其列。常见的由营部纪律办公室处理的犯罪有开小差、拒绝接受命令、对军士使用下流语言、酗酒闹事、抢劫同志财务等等。在发薪之夜几乎没有一个不醉的；只要在连部军官作熄灯前的巡查时安安静静，也就不会受到注意。（两年以后重罪的数量降低到当年的1/20，而全营的战斗力上升了两倍，许多连部军官过去草率处理的案件如今要提交到上校面前；尤值一提的是酗酒现象的绝迹。）

　　我们连里有个男孩名叫泰勒。他也在兰开斯特呆过，我给他买了一根短笛，让他在特遣队行军的时候吹；我们走了一里又一里，他的曲儿吹了一支又一支。其他人帮他带着背包和枪。在雷克斯汉姆，每逢发薪之夜，他常常坐在连宿营地———也是一个靠近兵站的操练室———吹奏吉格舞曲供醉汉们手舞足蹈。他自己从来不喝酒。起初音乐节奏很慢，渐渐地快了起来，直到人们被推进到疯癫状态。他把高潮一直拖到我和连部纪律巡官来到。巡官猛然开门，吼道：“F连，注意！”泰勒急止，把笛子往毯子下一塞，“嚯”地立起身来。正跳得性起的醉汉们一下子呆若木鸡，眼睛傻乎乎地一眨一眨。

　　在雷克斯汉姆我们学习了军团历史、队列操练、步枪射击、布尔战争的野战策略、军事法规和军事体制，如何识别吹号的信号，如何使用机枪，以及如何在正式场合像军官一样举手投足。我们没挖过战壕，没摸过炸弹，我们开始把连———而不是排，也不太会是小队———看作最小的独立作战单位。（章乐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