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提到了恒源祥：“恒源祥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品牌，但恒源祥却是在1987年花了200元去注册的。恒源祥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我想现在应该值几千万了吧。从1991年开始，恒源祥没有投资，没有控股，没有兼并，就是以品牌为纽带，即以无形资产调动有形资产，在各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跨地区的强大联合体，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垄断优势。在中国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外国绒线？在我国绒线行业中为什么没有外国资本家合资、独资企业？就是因为中国绒线业有恒源祥。”

　　于是刘瑞旗得出了一个结论：做企业关键在于做品牌。做品牌是做企业的最高境界！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企业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石破惊天，引起了在座的号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智囊、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马洪的注意。是啊，改革开放以后，全世界著名的外国品牌纷纷踏上中国内地。而绒线是舶来货，为什么传统舶来货中的绒线，一个个外国名牌却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呢？马洪深深地思考着，他觉得这小伙子了不起，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刘瑞旗与马洪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马洪：你就是刘瑞旗？这么年轻，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

　　刘瑞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我是经商出身，已经工作20年了，只有实践经验，不懂经济理论……

　　马洪：不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刚才说的就是最好的理论。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洪的提议，刘瑞旗当选为常务理事，1997年任副理事长，1998年任理事长。这虽然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的机构，但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权威的机构。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界与理论界开始着手探讨与研究著名的“恒源祥现象”，而马洪与刘瑞旗也结成了忘年之交。

　　1995年上海企业管理学会在上海召开企业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问题的讨论会。刘瑞旗应邀出席。他以自己近10年来在恒源祥工作的经历，又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极不完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不论所管理企业的大小，身价是一样的，即一张16Ｋ纸上的几行黑字和一个红印章。你今天还是企业家，明天一纸调令就会让你不再是企业家了，而是坐冷板凳……即使作为一个企业家，在现阶段的状况下也只有身份，而没有身价……

　　这一番话博得满座喝彩，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说在这次会上的发言都是要在第二天摘要见报的，但翻遍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关于刘瑞旗的这个发言一个字也没有登。其实刘瑞旗当时还不知道，新华社的记者与文汇报的记者都专门摘编了刘瑞旗的讲话，新华社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文汇报作为“内参”发表了。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一位领导将刊登刘瑞旗讲话的这份“内参”批给了劳动部的部长，部长又批给了该部综合司司长。该司长专门派人到上海找刘瑞旗了解情况，并带着他上北京向司长作了专门汇报。刘瑞旗精心做了准备，他结合正在经济界议论纷纷、广泛讨论的“恒源祥现象”，特别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市场，企业家只有身份没有身价，而没有身价的企业家是不可能真正把企业家推向市场的。

　　当然刘瑞旗的发言以及这两份“内参”，以及“内参”在北京引起的反映，上海的市领导同样十分关心。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专门作了批示，要市委研究室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陈良宇，这位目光敏锐、敢冒风险并从黄浦区领导岗位上出来的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从此记住了这位还在黄浦区一个基层岗位上苦苦奋斗的刘瑞旗！

　　1995年的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刘瑞旗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华东记者站担任站长的袁乃中。这位袁乃中对刘瑞旗今后的岁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现在两个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这一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已过天命之年的袁乃中走进了恒源祥的大门，说是要找刘瑞旗，给他写一篇文章。恒源祥公司办公室的施佩芬接待了他，说是刘总不在，他随中国纺织总会的代表团到南美的乌拉圭、阿根廷等国考察去了。袁乃中心中颇为懊恼，但却不露声色，与施佩芬聊了起来，旁敲侧击，掌握了不少关于刘瑞旗的材料。过了不久，袁乃中再一次来到恒源祥，刘瑞旗出访还没有回来。但说来也巧，正当袁乃中准备悻悻而归的时候，刘瑞旗打来了越洋电话，刘瑞旗与施佩芬说了一会话后，施佩芬将电话递给了袁乃中。袁乃中尽可能简洁地说明来意，不料刘瑞旗一口回绝，讲不要写。袁乃中搁下话筒，心想你不让我写，我倒偏要写一篇，反正材料都有了，而且题目也有了，就是《奇人刘瑞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