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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叶氏路，一切都在沉寂之中，惟有“候鸟”儿童在玩耍。
本报记者 周寅杰摄 因为父母没时间陪孩子，杨杰兵、杨杰喜、杨杰连平常在家就只能看电视、聊天。
本报记者 周寅杰摄
到上海过暑假的两个乡村“留守儿童”程燕、杨杰兵，分别来自江苏盐城和安徽霍邱农村。他们的“候鸟生活”故事以及他们打量都市的眼光，折射着这一代乡村“留守儿童”群体在巨大的城乡落差面前的无奈和迷茫
叶氏路上的“小候鸟”
从江苏响水来过暑假的小姑娘程燕，在羞涩地打量上海。
“再过一个月找不到学校，我们就搬走了。”程庆亮打算投靠在杭、苏、昆山等地打工的亲戚朋友，把儿子程想带去上学，因为老家教学质量不好——虽然女儿程燕希望他们回响水县。
“回去干吗？挣不到钱。”在老家，朱开芹种了40亩地，现在都租给别人种了。“种地不赚钱，人基本上都出来了。”响水县地处苏北欠发达地区，县政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出“10万人在家种田，30万人外出挣钱”的号召，大批人员外出务工，同在叶氏路，老乡就有不少
7月10日下午5点半，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叶氏路还在沉睡。粗糙不平的水泥墙上，暗红油漆涂抹出“叶氏路”三个字，墙角堆积着垃圾，水泥路狭窄不平，暗褐色的水流缓缓移动着。低矮的屋檐下，纱窗已经被烟熏成黑色。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外来农民工，此时，出夜市的人家还在忙碌，外出务工的人还没有回来，整条街上，喧闹的只有孩子。
几个十岁上下的男孩追逐一个塑料可乐瓶，这是他们的“足球”；几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用成年人的姿势打桌球；一个穿粉红衣服的小女孩抱着更小的男孩，站在小卖部里看电视，卖猪蹄的大叔说，她是老家来过暑假的孩子。
“这里至少有一半是老家来的吧。”街头卖炒饭的张大哥说。而修自行车的焦大叔则说，过一至两周，远处河南、四川还有好多孩子要过来，那才是高峰呢！
晚上7点13分，下起小雨，叶氏路终于醒来，孩子们却不见了。开“摩的”的嵇先生说：“都去马路上玩了。”但也有例外，叶氏路尽头的小卖部，一对小姐弟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店内，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间隔一年的相聚，“上海比老家好玩儿”
“我—叫—程—想！”
“理想的想。”爸爸程庆亮笑着为儿子补充。
“她—叫—程—燕！”6岁的程想指着姐姐大喊。本来站在爸爸身后腼腆笑着的程燕，缩回床与橱柜之间的凳子上，难为情地用手挡住面庞。
与12岁的姐姐相比，程想明显开朗许多。爸爸程庆亮解释，因为儿子从小在城市长大。程燕缩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黑白电视机的模糊影像，手臂一直举在脸旁，感觉到旁人的注视，就把手一挡。
2003年11月，程庆亮夫妇带着3岁的程想从江苏响水县来到上海打工，9岁的程燕留在老家上学，由外婆照顾。一开始，他们住在机场中路，靠收废品为生。朱开芹说，什么活都做一下，可是都赚不到钱。去年冬天机场中路拆迁，他们一家就搬到了叶氏路，“现在这个店，刚够交水电费房租吃饭，供姐弟俩上学。”
农民工中，能把子女带在身边在城市求学的很少，大部分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农村，成为寒暑假中候鸟般迁徙的“留守儿童”。
（下转第19版）
眼睛
洪 泓
每年夏天，都会有许多留在家乡的、农民工的孩子们进城和父母团聚。在暑假开始后的第一二周，他们背着书包，一群群从偏僻的乡村涌向繁华的大都市，奔向在城市打工的父母身边，在有些铁路、公路客运线，甚至形成一个不小的客运高峰。
据相关资料，2004年，按出乡务工3个月以上口径统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1．36亿人，除去其中重复计算部分，估计非农产业农民工人数在2亿人以上。据保守测算，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家乡的孩子，在各地农村不会少于千万。由于在外找工作不易，他们往往要两三年才回一次家乡，他们的孩子就像候鸟一样，年复一年，在乡村和城市间两地奔波。
今年，虽然已进入7月，因路途较远的四川、河南、江西等地“留守儿童”们尚未赶到，上海站真正的乡村“留守儿童”客运高峰期还没有到来。但是，据粗略统计，7月12日下午1点半到2点，仅仅半小时，从上海火车站西南出口处，就有数十个农民工孩子踏上上海的土地。
这个繁华都市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记忆？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夏令营”，除了体会浓郁的父母亲情，还能体验到什么？
曾有一位年轻的农民工说：我问从城市打工回乡的父亲，城里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答：是眼睛。当年这个小伙子大惑不解。等他走进上海的时候，他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面对许多眼睛中射出的鄙夷、不屑、戒备甚至敌视，他常常有心如刀割的痛楚。是不是这痛楚还要一代复一代地“遗传”下去呢？
城市善待农民工及其子女，其实并非“恩赐”。如果我们不想培植城市的对立者，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生活，城市就该审视自己的“眼睛”，化戾气为祥和。
也许，很多事情可以从这个夏天开始。当程燕、杨杰兵们新奇地打量城市时，在他们为城乡的巨大反差迷惑时，请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帮助。否则，当对立的、不平衡的种子深种在他们心里时，和谐社会何从建立？
杨杰兵：
另一种方式的“留守”
实习生 张晓露
兄弟3个每天在家里“海吹”，或者到街上闲逛。“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城里孩子也不会和我们一起玩。”杨杰兵说。哥仨都很想去游乐场玩玩，“但爸妈不可能带我们去！”妈妈周末会带他们去正大广场转转，那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狭小的空间内，灯管上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是惟一亮色
“一到放假就难受，老家周围都是农田，没什么好玩的！”15岁的杨杰兵来自安徽霍邱县，那里的中青年人差不多都在外打工。杨杰兵告诉笔者，在家乡，假期里不是下河摸鱼、摸龙虾，就是看电视。“老家很多孩子放假都出来找父母了，留在家也没有人一起玩。”
6月27日，刚刚放暑假的杨杰兵和堂哥杨杰连一起到了上海。而杰兵的亲哥哥杨杰喜小学一毕业就来上海打工了。
杨杰兵的父母可谓“老上海”了，他们在浦东租下了一个单室套，为了节省开支，把其中“一室”租了出去，5个人挤在10来个平方米的客厅里。狭小的空间内，灯管上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是惟一亮色。
杨杰兵的妈妈彭红丽在浦东一住宅小区仁恒滨江园做钟点工，每天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父亲杨少勇原先在建筑工地干活，现在租住屋附近小区摆摊卖桃子，顺带着收废品。
妈妈把杰兵带到金茂大厦，让他看看大上海的豪华和精致
孩子们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生活开支。“但心里很高兴，以前一天到晚惦记着，就怕孩子在家没人照应，现在安心多了。”彭丽红说，“到上海来，也可以让他们长长见识”。去年暑假，彭丽红在88层高的金茂大厦打工，为了激励孩子学习，她把孩子带到金茂大厦，让杰兵看看大上海的豪华和精致，“希望孩子以后能有出息，能到上海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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