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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建党85周年的日子里，我忆起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与一本书——一本可说无人不晓的红色经典的书的故事。这本书就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红岩》，而这位党的领导干部为这部书的组织创作、最终出版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却鲜为人知。他，就是肖泽宽同志。
可以说，《红岩》的诞生，罗广斌、杨益言两位著名作家的诞生，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关于肖泽宽的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在他3年前逝世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写的“肖泽宽同志生平”一文中作了充分、翔实的表述，对这位高风亮节、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的形象和事迹作了恰当的评价和概括。但“肖泽宽同志生平”一文不可能面面俱到，也遗漏了一件他在重庆工作时，在肖老一生中占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的事迹，这就是教育了几代人的45年始终不衰，已经发行超过一千万册的著名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是在肖泽宽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浸注着肖老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可以说，没有肖泽宽就没有《红岩》的诞生，也就没有罗广斌、杨益言两位著名作家的诞生。然而他生前，从没有讲述过他在《红岩》成书出版过程中的巨大付出，他讲过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贡献，老作家沙汀的贡献，出版社的贡献，就是不讲他自己，而他的角色是最最重要的，是《红岩》和罗、杨二人走上成功之路最直接、最关键、最强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我与肖老就是因为组织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开始相识的，从此相交，一直到2003年5月他逝世前一个多月我还和他通话。当时我收到杨益言寄来的一份《重庆日报》，上面有李长春同志2003年4月在重庆考察思想文化工作时的讲话，对红岩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一本小说《红岩》，一曲《红梅赞》教育了几代人，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激动人、鼓舞人的重要精神力量。”当时正是北京防控“非典”的非常时期，肖老住在医院里，身边只准留下一名家政服务人员照顾他，不准亲友探视。我想长期受糖尿病困扰的肖老，若听到李长春同志讲话的这些精神后，一定比我更高兴，更受鼓舞，于是我便往他的病房去电话。当我把这些精神向他传达后，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病中的肖老显出无比的兴奋，他在电话中不断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不仅会切实加强重庆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会有效地促进重庆市的经济建设发展。讲话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重庆市，也适用于全国。你要赶快把这个精神告诉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从肖老讲话的声音中，感到他的精气神都非常得好。怎能想到他竟在6月17日突发心脏病猝死。45年啊！我与肖老一直保持着联系，开始时我们是工作上的联系，慢慢由相识到相交，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密切了。所以在肖老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把我心中的肖老形象和作风，智慧和魄力，介绍给广大的《红岩》读者，让人们知道这部教育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诞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伯乐——肖泽宽。
我第一次见到肖泽宽，是在1958年11月，当时我陪同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时，朱语今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我们便决定向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红岩》。当时罗、杨都是重庆团市委的常委，都是团的干部，所以我们这次约稿，既有点上级给下级交下的任务的味道，又是出版社向作者的约稿。开始罗、杨因为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顾虑很大。在我们的鼓励下他们开始应允，但明确表示:“这事还要听市委的，市委要我们写，我们就写；市委不让我们写，我们想写也写不成！”罗广斌原是团市委统战部长，此时调到市委机关干部劳动基地——长寿湖农场当场长；杨益言原是团市委办公室主任，此时已调到市委组织部负责《支部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俩都是市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同时，肖泽宽又分工主管共青团的工作。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肖泽宽对罗、杨二人都是十分了解的。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完全脱产，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便向肖泽宽提出要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希望肖泽宽支持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首先是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肖泽宽虽然没有立即向我们表态，但我从他与朱语今亲近而热情的交谈中，我感到他是支持罗、杨写作的，对朱语今的建议他也是很重视的。
在我们离开重庆后，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任、李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但任白戈没有立时表态。白戈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他对文学创作是很在行的，他也知道罗、杨有中美合作所狱中经历，但经历是一回事，写作又是一回事。罗、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能担当得起写长篇小说的任务吗？万一写不好，怎么向团中央、向热心的朱语今交待！市委书记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时肖泽宽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对白戈说:朱语今和我是老战友了，万一写不好，只要我们尽力了，团中央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朱还向我保证，中青社也会帮助他们的。在肖说明这一切后，白戈才表态:“好，我支持。”为此，任、李、肖还在常委会上提出，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从这时开始，肖泽宽就挑起了这副不轻松的担子。
在写作遇到瓶颈时，他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定: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
肖泽宽首先要组织部把罗、杨从各自工作岗位上抽出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专心写作。他亲自和罗、杨谈话，表明市委对他们写作的支持和希望。在与罗、杨交谈中，他发现罗、杨对狱中的革命烈士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但对国民党敌特人员，特别是敌特上层人物了解不多，也感受不深。要写好《红岩》这样题材的小说，就要对敌我双方都有深入的了解，深刻的理解才行，他觉得这一课必须补上。为此在他的提议下，经市委领导批准，准许罗、杨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的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这个重要决策，对罗、杨来说太重要了。为了摸清敌特内部的情况和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际矛盾，罗、杨一次又一次翻阅有关特务交待的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成功地塑造几个高层
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角度、新的深度，正如杨益言后来说的:“仅凭我们掌握的敌特人员的材料，是塑造不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那样高级的军统特务形象的，也很难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
1959年初稿写出后，为了听取意见，排印了五十本征求意见本。肖泽宽看过后，感到稿子写得过于沉重、感伤，压抑的东西太多。他把征求意见本送给任白戈，也把他读后的感觉和任白戈谈了，希望白戈把下舵。白戈不愧是文学前辈，此前在罗、杨开始动手写作时，白戈对这部长篇小说所要表现的思想和内容，概括为八个字:“表彰先烈，揭露敌人。”这次他读完征求意见本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如何使小说的精神状态翻身？怎样在作品中反映重庆解放前敌溃我胜的主流形式？怎样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监狱里边的斗争？这是肖泽宽当时考虑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为此，他亲自出面，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了四川、重庆地下党老同志参加，给征求意见本提意见，给作者提供史实、史料、背景材料。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座谈会上，使罗、杨在已掌握的素材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比如《红岩》中的“红旗特务”郑克昌这个人物，就是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提供的线索。原军统渝站站长李克昌，专门搞“红旗特务”那一套，重庆解放后，很久才在黔江抓获他，后押回重庆。肖泽宽立即叫罗、杨去翻看李的全部供词记录，使罗、杨对特务的狡猾、阴险、罪恶行径、心理变化，有了较深刻、较具体的了解。为后来在《红岩》中塑造郑克昌这个军统特务的复杂形象，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文学界的朋友针对罗、杨两位青年业余作者，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建议他们，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斗争，集中笔量写好一个监狱的斗争就很好了。有的建议他们只写监狱里的斗争不要再铺展开来，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罗、杨处于徘徊彷徨之中，不知如何决断才好。当时罗、杨思想上的压力比较大，对市委领导、老同志和文学界的朋友提出的希望和建议，能否完成得好，没有信心。
肖泽宽在主持过几次座谈会和听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后，他也深深地感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形象，是《红岩》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不过是20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一批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肖感到对罗、杨的要求，要一步步来，欲速则不达。肖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准确地把握罗、杨当时的思想状况、心理矛盾、现实情况，而且他还看到两个年轻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贵的朝气、干劲和巨大的潜能。他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就是在罗、杨自己信心不足之时，他也没有灰心。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他来到团市委罗、杨的住处，饱含着悲伤壮烈之情，热泪盈眶地向罗、杨介绍了他的亲密战友、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烈士生前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感人事迹和他被敌人押赴刑场，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许建业牺牲后在国统区重庆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原来罗、杨只了解许建业烈士狱中的一些斗争片断，而对许建业被捕前和牺牲时在公众面前的事迹是不了解的。后来罗、杨在肖泽宽提供的许建业烈士的第一手珍贵材料的基础上，又糅进了许晓轩烈士一些事迹，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的形象。
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罗、杨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确实是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历史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现在是在谱写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对于是写一个监狱，还是两个监狱？肖泽宽说，形式服从内容，如果你们能写好两个监狱的斗争，又能写出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如果没有那么多内容可写，或写不出特色，也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限制，集中写好一个监狱的斗争，也很好。总之一切从你们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出发，形式服从内容。关于写不写狱外的地下党活动，肖泽宽说:“中美合作所”狱中的斗争，与重庆市地下党的工作和活动，都是反抗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你们在写小说时，一定要掌握好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活动是紧密地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这个大形势的。解放战争的发展越迅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就越深入，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肖泽宽还语重心长地对罗、杨说:“几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不能遇到困难就灰心，就打退堂鼓。知难而进，才能进步。在文学上你们是生手，这没什么，不懂就学吗！搞文化工作得有知识，你们半路出家，更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补上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红岩》出版后，罗、杨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时肖泽宽说的这些话，既温暖了我们的心，又鼓起我们继续创作的信心，同时也使我们对小说创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进一步认识。”
出书前的关键时刻，他决定两件事:一要他们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肖泽宽并没有到此止步了，他仍在想具体帮助罗、杨的办法，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罗、杨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以打开思想上的难题和找到艺术上的突破口。在肖的建议下，市委向沙汀发出邀请。沙汀把征求意见本读完之后，便从成都来到重庆。他对罗、杨说:“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戴着手镣脚铐写这场斗争。你们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镣脚铐都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为了开阔罗、杨的思想和视野，解决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沙汀向肖泽宽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要罗、杨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立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其中就有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的电报、批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肖泽宽立即表态同意他们来京参观学习。事后我们发现，沙汀的建议和肖泽宽的决定，是个关键性的举措，是《红岩》创作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从过去朦朦胧胧的认识中走出来，思想上豁然开朗，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么样写监狱里边的斗争，怎么样塑造好革命烈士形象，他们找到了新的感觉、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很快就进入了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此后一稿比一稿好，终于在1961年12月定稿出版。
在《红岩》整个创作过程中，肖泽宽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他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一片叫好声中，又是他向罗、杨二人提出:要正确对待赞扬。他向罗、杨提了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提高一步，以便今后更好前进。”但肖泽宽对罗、杨也并不总是那么严格、严厉的。《红岩》第一版的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的4000元外，尚有2000元。罗、杨商量后，决定全部交党费。杨益言带着2000元稿费，去见肖泽宽，肖听了杨的汇报后，满怀真情和诚意地说:“为写《红岩》，你们熬更守夜，辛苦了几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肖泽宽的这番话，入情入理，温暖着罗、杨的心，也体现了党组织对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关怀，但他俩商量后，还是决定交党费，但也不能辜负肖泽宽的一番心意，他们一家留下400元，把剩下的1200元直接汇入党费的账号上去。
从《红岩》出版这四十多年的社会效果来看，肖泽宽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如果没有肖泽宽有力的领导和切实的工作、严格的要求和具体的指导，也许就没有小说《红岩》，即使有小说《红岩》也不一定有今天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影响。当时肖泽宽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党领导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肖老与许多为党的事业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的老同志一样，总是默默无声的，但党是不会忘记他的！《红岩》的作者、编者、出版者和广大读者会永远感谢他的！
肖泽宽(中)、杨益言(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在《红岩》创作出版期间的肖泽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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