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当时我刚从空军唐山场站调度室副主任的岗位上被确定转业，并且已经到营建办上了一天班，这天是临时被叫回来为北京来的一个工作组作讲解。工作组晚上去了市里住宿（后来5人中有3人遇难），而我当晚就住在了机场。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强烈的颠簸将我惊醒，地震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忘了自己是已经转业了的人，拔脚就拼命向机场指挥调度楼跑去。黑暗中只见楼房已经倒塌，室内的电话、电台、指挥密语、资料全部被压在下面，对空指挥系统全部瘫痪，新任命的调度室主任也不幸遇难。

　　我下意识地转身跑往师部请示任务。此刻，唐山对外联系全部中断。我向副师长王文礼大胆地提出：派飞机向中央报告情况。按常规，这架飞机是绝对不能起飞：气象恶劣，没有机场接收，未经上级批准。特殊时期，我果断下令：用军用飞机向北京报信。

　　中央了解到唐山地震后，救援部队迅速赶到唐山，紧接着运送前线指挥人员、通讯设备、药品、食品、医疗救护人员的各种飞机蜂拥而至。

　　28日中午时分，厚厚的黑云压在机场上空。突然无线电里传来呼叫，却只听隆隆声，不见飞机影。我是飞行员出身，对各种飞机性能非常了解，马上指令飞行员打开无线电高度表，做复杂气象落地。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第二次降落时天地混沌成一片，地面能见度不足100米。飞机下滑至50米高度时飞行员仍看不到跑道。“复飞！”我当即下令。

　　询问飞行员机上剩余的油量后，我指令空中飞行员延长一转弯，以增加起落航时间，待机而降。地面能见度开始好转，当飞机下滑至50米时，我和飞行员几乎同时喊到：“我看到你了！”当几十名身背矿井救护设备的队员跳下机舱时，我发现自己的军衣已经完全湿透了。

　　7月30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唐山受伤的群众向全国各地大规模转移，接运伤员的飞机云集唐山机场上空。飞机由什么地方来、来多少、什么机型，我们都不知道。由于指挥设备几乎全被震毁，我和战友只好根据空中飞行员报告的飞行高度和飞机轰鸣声音，判断是大型机还是小型机，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我们通知飞行员以不同的高度差进入机场上空。飞机到达上空后，再根据上空飞机所处的位置，用目视按先后顺序指挥加入起落航线，依次降落。这就是后来钱钢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提及的两个空军人员用肉眼指挥救灾飞机起降的传奇故事。

　　为了及时把中央慰问电、食品空投下去，上级又派来了十几架直升机。我决定在南北航线上建起一个东西起落航线，借南北航线上的飞机一个刚刚落地、一个刚刚转弯准备落地的1分钟甚至几十秒时间，让直升机见缝插针赶紧升空。

　　为抢时间，争速度，直升机组研究决定由原来每次降落卸物资改为直接空投，这样可以节省十几分钟。而这样却给本来就超负荷的飞行指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每天几百架空运飞机起降，再加上十几架直升机空投，大家共用一个无线电波段讲话，很快就出现了无线电通话障碍。我当即决定，打破常规，向空中所有的飞机定时通报本场降落的气象条件，便于空中飞行员根据场面气压调整高度表，凡听到的不得再向地面塔台请示。我指挥也力争用语简练、明确，尽量减少占用无线电波段。经过调整好不容易才度过了这飞行史上罕见的通话障碍，使飞行秩序恢复正常。

　　就在人民群众最危难的时刻，我们硬是凭借最简单的通讯工具，用耳听、眼看、头脑分析的办法，成功指挥了来自全国30多个机场、13种飞机、3000多架次救灾飞机起降。最多的一天356架次，最短的起飞间隔只有26秒。运出伤员2000多人，运进救灾物资数千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

　　整整半个月，我和战友们一直战斗在调度室这个神圣的岗位上。1977年4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我们场站“抗震救灾模范场站”荣誉称号，为我们航行调度室荣记集体一等功，我也被安排继续留在部队，直到1983年转业。

　　（刘松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