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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南安阳殷墟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遗成功的地方无不欢呼雀跃。 特别是在河南安阳,媒体以“举城欢庆”描述这一盛事,电视直播、庆功会、发行邮票、万人签名活动……一切不无反映当地对于申遗的重视。重视的背后,不能不说蕴涵着对申遗后可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殷切期许。
事实上,正是将申遗与经济利益挂钩,许多地方政府对申遗才趋之若鹜,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比如对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规划、整修和拆迁,以满足申遗条件。但这种“保护性工作”,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通过申遗强化政府责任,而在于通过申遗发展、升级旅游产业。可以说,国内不少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走的是开发—申遗—破坏的文物保护歧路。因此,申遗成功后往往意味着文化遗产噩梦的开始。比如,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年后,便因超容开发被亮黄牌警告,而在第28届世界遗产(苏州)大会上,中国又有5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质询名单之内。
眼下,一场文物商标抢注大战热斗犹酣。这场大战还分成几大战区:最顶级的商标是世界文化遗产称号,这相当于在景点大门上高挂世界著名旅游商标牌匾。再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等同于“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各地为了抢夺文化旅游资源,更是上演了不少闹剧。比如,浙江青田与文成县日前为抢夺历史名人刘伯温的“剩余价值”而“大打出手”,一边开研讨会,一边竖雕像,各自打出刘伯温故里的旗号。即便是没有什么历史名人、遗址的地方,也挖空心思凭空搭建文物空中楼阁,甚至从历史小说中寻找市场灵感。比如一部《金瓶梅》便催生了安徽黄山金瓶梅遗址公园、山东阳谷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山东临清金瓶梅文化街等商业文化景点。
毫无疑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目的在于通过公约形式,为集体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有效制度,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约束和责任,而非毫无限度的商业开发和利用,更非竭泽而鱼、大肆破坏属于全人类的历史和自然遗存。公约规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该国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而如今我国一些地方的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利用模式,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公约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值得国人思索。
即便从效益原则进行考察,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发展模式也和可持续性发展观相违背,其负面效应更是立竿见影。据报道,张家界挨黄牌警告后,为保住称号而进行的整改工作共计花费10亿元,比已获得的经济效益高出数倍。一些地方盲目进行的文化资源开发,也受到了市场的惩罚。不久前就有媒体披露,随州厉山“炎帝神农故里”一年门票收入不到30万元,加之官司缠身、管理不善等原因,当地新修建的系列建筑破败不堪,已呈文化破产之势。
一方面是借申遗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缺乏文化保护意识;另一方是盲目开发所谓文化商业资源,忽视市场经济规律,这一切证明了当前申遗价值观亟待反思的状况。申遗固然是一地一国之荣耀,为了更好地宣传和保护世界遗产,适度接待各方游客也无可厚非,但这一切均应围绕保护世遗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因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一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意味着主动接受国际规则约束,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重于荣耀。而鉴于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这种责任意识尤须得到高度重视。
一百多年前,殷墟甲骨被当地农民拿去当药材卖,由此揭开了甲骨文历史大发现的第一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殷墟以其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怀着对人类文明的敬畏,我们期望殷墟不再重走其他世界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的老路,更期待申遗不再成为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命运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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