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近日，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承担的《首都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课题结束了为期5年的追访，将在不久后形成新的《首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无独有偶，6月22日，中国另一个课题组，在北京市进行了1.1万份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给这座城市的宜居水平打分为63.8分。

　　□ 本报记者 袁婷

　　社会越进步，居民越关注生活的质量。同5年前的调查相比，居民经济生活质量呈上升趋势，但综合主、客观评价指标后，综合质量的提高趋势却并不如经济发展快。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呢？

　　生活质量反映社会和谐程度

　　年逾不惑的何勇(化名)推着自行车进入金鱼池中区社区，对于记者所说的“生活质量”，他不太明白，但他说，生活舒心不舒心，确实能用数字表示出来。比如，每月挣多少钱？还多少贷款？能攒下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孩子多少学费？回家做多长时间家务等等。

　　这些真实地影响着何勇和京城市民生活的数字，经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雷弢副研究员等工作人员的调查整理，将写进一份《首都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报告。

　　虽然影响生活质量的住房、收入、情感等等指标，已深入到每个人生活的骨髓里，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生活质量还是个陌生的词。雷弢副研究员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解释显得比较晦涩：“生活质量，就是指环境提供给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社会行为主体对其自身和自身所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各种评价和满意程度。”他将之简单地概括为：生活质量是个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指标。

　　调查显示，影响北京城区居民经济生活质量的最主要主观因素依次是：与别人相比个人满意程度、与5年前的自己相比个人满意程度；影响居民居住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依次为：拥挤感觉、与别人相比个人主观的满意程度和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影响社区居住环境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依次是：社区卫生状况、噪声大小、购买生活必需品方便程度、安全状况、空气质量；影响婚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依次为：性生活满意度、夫妻之间疼爱程度、闹意见的频率。

　　“为什么要调查居民的生活质量，因为社会越进步、越文明，公民就越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雷弢说，“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生活质量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的和谐程度。对于个人来说，生活质量高，幸福感才强，人生才美好。” 另一个反映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的例证是，最近关于城市宜居程度、消费水平、幸福指数等调查层出不穷。“关注生活，重心回归到真实朴素的生活上，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王震宇说。

　　生活质量没因房子大而改变

　　何勇是老金鱼池社区的住户，4年前新社区建成后，他回迁这里。从原来50多平方米的住房变成如今80余平方米的新房子，何勇的评价是：“房子虽然大了，但烦恼也来了。一是房子每月还贷近千元，经济负担重。原来老房子门前就有菜市场，很方便，但现在这个小区里没有菜市场，也没设底商。买菜、买日常用品不如以前方便。”

　　何勇的姐姐以前住的是危房，拆迁后一家人在天通苑社区贷款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新房子宽敞，又装修一新，住着当然高兴，但离市区太远！我们又没有私家车，平时只能尽量少出门。上下班高峰时路非常堵。另外，社区的住户杂，谁都不认识，很不习惯！”她说。

　　无论距离市区远近，换了大房子的居民并没有因增加房屋面积而感到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和项目组这次普查的结果一致。雷弢副研究员说：“仅2001年调查中，居民居住生活质量得分比10年前有大幅度提高，有8个子领域中得分低于平均值。尽管近10年来北京居民的居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尽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等方面，北京已经接近和达到了国际通行的小康标准，但北京城区居民对于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关系到基本生存需求的指数上，还远未达到小康水平。今年追访的具体数据虽尚未统计，但在趋势上没有大的改变。”

　　调查显示，影响人们对居住质量主观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交通状况。距离城区远的居民，对交通指标的评价普遍偏低。

　　无独有偶，6月22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文忠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在北京市进行了1.1万份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给这座城市的宜居水平打分为63.8分，也就是说，刚刚及格。

　　京城市民认为北京市“宜居”程度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四环、五环乃至六环的陆续开通，圈子越来越大，小区越建越远，但居民的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交通对于居住的影响力，随着居住区域越来越远，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此次调查报告还对10年前的交通状况进行了纵向比较。1994年，三环以内主要路段的汽车平均时速为45公里/小时；2003年之后，市区部分主要干道高峰期的车速已降至12公里/小时左右。公共汽车的运营速度也从1994年的16.7公里/小时下降到不足10公里/小时，上下班的高峰期，近1/5的路口和路段车速不到5公里/小时。1990年以来，北京市客货车辆行驶速度平均分别下降了15.6%和11.5%。按此推算，相当于损失“公共电汽车标准车”约1000辆、平均增加“公共交通乘客在途时间”约9分钟，折合“公共交通乘客社会时间损失”(每天按日公共交通出行人次500万计)多达75万小时。

　　在中科院的民意调查中，相对于年轻打工族和高级白领来说，平民群体对于“公交设施”、“日常生活出行”和“到市中心的便利程度”的满意度最低。调查显示，在北京两个最大的经济适用房集中区天通苑和回龙观，居民对交通拥堵和公共交通方式的缺乏，表达严重不满。

　　生活质量受社区单薄的影响

　　显然，10年来京城居民在居住模式上发生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接受“社区生存”的概念。雷弢和项目组成员在这次调查中特别将社区居住环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社区居住的评价包括社区安全、噪声、绿化、卫生，这次追访还特别增加了邻里关系一项。”

　　住在金鱼池社区的何勇对社区生活的评价比他的姐姐高：“金鱼池社区的外环境和以前那个破旧的老房子简直不能比，现在有绿树、有水池、也干净。但这里噪声大，房子隔音效果不好。邻里关系自然比现在那些新建的社区好，因为我们原来都是住在这里的老街坊。”

　　何勇的姐姐住在天通苑，她始终对“社区”这个概念不理解，她认为社区的象征以前是居委会，现在是物业公司，除了物业管理，她不知道真正的“社区”到底是什么。

　　专家认为，在众多影响社区生活质量的因素中，治安评价和邻里关系评价这两个主观评价因素比环境等因素更重要。在另一项由零点调查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居民对治安评价在2004年到2005年两年都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评价更是低于农村居民。

　　“邻里关系这个指标是这次追访加入的。” 雷弢副研究员告诉记者。

　　何勇的姐姐说：“以前我们住大杂院，那时没有社区的说法，但谁家有困难都可以找街坊或居委会。谁家去超市顺便给自己捎带买点东西；谁家来客人借椅子、杯子；收水电费谁家没人，街坊给垫付。还不用说经常串门，过年节互相送饺子、粽子。但到了新的社区，这就成根本不可能的事了。”

　　记者在金鱼池社区看到，社区里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等机构，但居民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与社区关系不密切。新兴的大型社区往往配套建有会所、商务会馆，这些旨在为较高收入的中青年住户服务的社区机构，在年龄和受众层次上已将住户分割开。有着稳定收入的中青年住户大多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与其他更多住户进行社区交流的机会有限。社区开设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更是不大可能吸引其他年龄段的居民。雷弢副研究员认为，这些反映在调查结果中就是“居民与社区黏合度低”。

　　“社区建的越远，建的越大，居民越多，住户之间的疏离感往往越强。各家关门过自己的日子，互相之间几乎没有来往，这是目前大型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社区的活动往往只能调动一部分居民的兴趣，不能从根本上加强邻里之间的联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王震宇对记者说。

　　生活质量回归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雷弢副研究员所在课题组在这次调查中进行了创新，除不再如以往单纯强调专家分析，而设计主观评价、客观评价两套系统外，这次调研创新之处在于，强调让居民从时间分配的角度描述生活质量。

　　雷弢说：“近5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四大类别生活时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现为个人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生活必需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明显增加。北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上的变化，客观地反映了首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充裕的上升空间。”

　　时间分配能反映什么问题？雷弢认为，除了固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居民能自由支配的时间达到十几个小时，如何分配时间，表明他们更重视哪部分生活。

　　在天通苑社区，一位在一家国有企业做人力资源主管的赵小姐对记者描述了她的时间分配：“平时我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都用在工作和准备工作上。这肯定是一天时间最重要的部分。晚上8点以后，我有时和朋友去看电影、逛街，有时在家陪伴父母。一周里晚饭没几次在家吃，做晚饭基本不占用时间。周末我用一天时间去读在职课程，属于进修、充电时间。剩下一天我就要做做家务，现在家电普及，做家务比以前省时间。”

　　这和雷弢的研究结果吻合。5年前，居民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工作时间和家庭生活时间。由于我国目前社会竞争压力大，加班时间仍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项目组曾想以日本的加班时间做横向比较，目前结果尚在分析中。雷弢说，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居民加班时间占去了自由支配时间中的不小部分，但与历史纵向比较后得到的趋势是，居民通过提高工作效率逐步缩减加班时间。

　　另一个显著不同点，5年前居民的生活重心偏重在家庭上，而重心的体现就是做家务的时间长，占用的精力多。如今，居民生活重心更偏重于生活，即使将时间花在家庭上，也不再被家务占用，而更愿意花时间和家人相处，外出休闲。雷弢认为，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现。第一，先进的家用电器更加普及，全自动洗衣机、微波炉、洗碗机等，将人们从繁重耗时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小时工更加普及，特别是在年节等特殊日子，小时工提高了家务劳动的效率。此外，居民更重视个人素质的提高，不仅进修学习时间增加，而且用在提高个人修养上的读书、看电影、听音乐时间也比5年前有所增长。

　　雷弢副研究员说：“生活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感有着密切关系，但生活质量高，并不能简单推论幸福感强，因为这和个人一段时期的经历、心态也有关系。但是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都是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