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以色列19岁士兵沙利特遭巴武装组织绑架。截至7月11日，以色列采取大军压进加沙，巴以局势可谓“命悬一兵”。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又抓走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导致以军大举威逼黎巴嫩，巴以局势再次变成“命悬三兵”，冲突正逐步扩展至黎巴嫩境内，导致整个中东局势的紧张。

　　目前，面对巴以双方都“断绝”了谈判要求，对峙中缺乏有魄力的斡旋使者，僵持而逐步升级的冲突，使得中东处于水深火热中，也把中东局势带进了更加不确定的状态。自哈马斯参选开始，到沙龙病逝、奥尔默特继承沙龙遗产，再到巴方哈马斯组阁，巴以对话实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正是进入2006年来双方长期“积怨”的结果，巴以双方都需“变脸”，才能缓解紧张局势。专题文字：毛玉西

　　本报综合报道目前巴以乃至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化不开的“死结”，迫切需要一名有胆识、有魄力的“第三者”牵头，帮助破解当前迷局。

　　中东局势：

　　正“命悬三兵”

　　6月25日，多名巴武装人员绑架了以色列19岁士兵吉拉德·沙利特，这是自1994年来第一个遭绑架的以士兵。尽管传出巴以双方私下正在谈判，但事态发展证实，以方没有同意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提出的释放巴囚犯的条件。

　　在巴以面临悬而未决的“十字路口”时，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在黎以边境发动袭击，又抓走两名以色列士兵（埃胡德·戈德瓦瑟，31岁；埃勒达德·雷格夫，26岁）。对于真主党的行动，哈马斯在黎巴嫩的发言人直言不讳地说：“真主党绑架两名以军士兵的行动，是对哈马斯的支持……以色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的要求：即释放所有囚犯，我们才会释放以军士兵。”

　　面对被绑架的士兵，奥尔默特政府做出了相同反应：大举进攻加沙与进攻黎巴嫩，三名以色列士兵将会以特殊的身份载于中东历史。至此，巴以乃至中东都被系在了“三个兵”身上，可谓“命悬三兵”。

　　被绑士兵：

　　限制冲突的“缓和器”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名士兵被抓，甚至可变成巴以冲突不至于进一步升级的“缓和器”。这是因为从哈马斯与黎巴嫩方面看，他们显然不以伤害被抓士兵为主要目的，这只是他们增加谈判筹码的“道具”；而从以色列方面看，解救被绑架人质，保证以色列士兵的生命安全，则是奥尔默特政府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尽管以色列的报复“来势凶猛”，但显然有所顾及，不仅顾及被绑架士兵的生命安全，更顾及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反抗。目前的症结在于，以色列政府没有找到更好的应对策略，双方还在为对方的行为实施报复。因此，爆发“第五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国际社会：

　　施加压力迫在眉睫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冲突方“失去理智”下，就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斡旋力量，协调双方的立场。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决定派遣特别政治顾问率工作小组前往中东，要求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升级；英国、法国与欧盟都呼吁，黎方立即释放被绑架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可惜的是，面对日益升级的冲突，美国依然没有改变偏袒以色列的立场。13日，美国在安理会的表决中否决了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目前，快速推动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内达成一致决议，是斡旋者要做的事。

　　巴以冲突四大症结

　　本报综合报道回顾最近的巴以冲突，巴以曾错失过对话良机。原本可通过接触避免冲突升级的巴以双方，最终形成目前僵持不下、冲突升级的危险。回顾最近事态，有四大因素导致了中东局势的紧张。

　　巴以双方：

　　面临“政局动荡”

　　纵观巴以谈判的历史，巴以曾有过“强人时代”——前以色列总理拉宾与沙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主席阿拉法特，都曾是和谈的高手，和谈也曾经一度完成历史壮举，并把巴以和谈纳入过正常轨道。

　　进入2006年以来的巴以关系，巴以政局都面临着“动荡”，双方忙于内政调整，一度无暇顾及和谈。在以色列奥尔默特接任总理、哈马斯组阁期间，双方曾有机会接触。但可惜的是，人质劫持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奥尔默特政府一直采取拒绝与哈马斯对话态，也错过通过接触“软化”哈马斯的绝好机会。可以说，巴以国内政局不稳，成为制约巴以对话的重要因素。

　　外部力量：

　　美国“抛弃”巴以

　　在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以色列士兵前，美国《时代》周刊曾提出“面对巴以冲突，布什哪里去了？”的疑问。文章称，在以前巴以和谈历史中，美国一直曾是重要的斡旋力量。巴以和谈问题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1993年～2000年）取得比较瞩目的成就。在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帮助下，双方于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

　　《时代》周刊称，如今深陷伊朗、伊拉克甚至朝鲜事务的布什政府，始终都不能从中脱身，对巴以采取“漠视”，但却暗中支持强化与以色列关系的策略，没有能力、更没有精力把斡旋巴以和平纳入议题。而“纵容”沙龙乃至奥尔默特的策略，则完全让巴勒斯坦方面失望。可以说，小布什执政期间，缺乏调解耐心和细腻的态度，对具体的关键问题如定居点、难民回归、耶路撒冷最终地位、边界划分都不感兴趣。

　　僵持不下：

　　缺乏利益谈判点

　　双方关系的僵持，显示了双方难以有共同的谈判议题存在。而缺乏共同感兴趣的利益谈判点，则是自哈马斯组阁、奥尔默特执政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哈马斯执政后，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吉米·卡特，曾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不要惩罚巴勒斯坦人》，提及要给予哈马斯机会，把新任巴解主席当作谈判对手。可惜的是，美以采取“孤立”哈马斯的策略。而这种“孤立”的后果可能是，更疏远了原本就无辜、备受压抑的巴民众，激发了暴力，增加哈马斯的国际尊重与国内影响，制裁也催生哈马斯“趋硬”。当然，哈马斯方面也缺乏“应变”，未能及时“变脸”，转化立场，这也是导致谈判不能进行的重要因素。

　　信任缺失：

　　民众彻底失望

　　长久以来的政府信任与对话缺失，导致巴以民众双方互不信任，并增加了仇恨的种子。从长期看，这是阻止巴以“和平共处”的不定时炸弹。尤其是对手无寸铁的巴民众来说，面对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他们唯有以自己的身体做抵抗，于是自杀性袭击频繁发生。

　　最近以色列《新消息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民众对和平前景缺乏信心。66％的以色列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以巴不可能达成永久和平协议；33％的以色列人认为，以巴冲突未来4年内不会解决。在巴勒斯坦参与者中，该调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重启对话：

　　巴以都需“变脸”

　　本报综合报道在巴以和平陷入僵持下，我们期待巴以政府双边的“变脸”，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需要，更是备受战火煎熬的巴以民众的期待。

　　哈马斯方面应有“四大改变”：继承主流和谈方案、承认以方合法地位、间接拥有武装力量和控制暴力袭击。

　　以色列方面应改变“僵硬”姿态：承认哈马斯执政现实、接受“巴以边界”对话和学会兼顾巴方利益。

　　继任“沙龙遗产”的奥尔默特政府，需要反思沙龙政策的消极性，学会更多兼顾巴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