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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便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早听说过哲学家的名字，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有的，请你站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这个小典故，金敬迈曾多次引用。他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脊梁和尊严。他期盼不论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尊重人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出发点，人人都受到应有尊重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欧阳海之歌——
战士比领导高
多数人知道金敬迈是因为他的作品《欧阳海之歌》，发行量近3000万册，仅次于当时的《毛选》，并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欧阳海之歌》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故事，他的喜怒哀乐，他悲惨的童年，他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战士，他与指导员的矛盾，以及最后他的壮烈牺牲。通过这本书，一个生动、完整、真实的英雄形象被勾勒了出来，很多读者当年都是满含着热泪看完这本书的。
但鲜有人知道，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在写金敬迈自己，充满着金敬迈历来以人为本，不以谁职务的大小来决定智慧高低的思想。要说金敬迈自己，便一贯是个很有主张并伴有顽童性格，经常让领导头疼的人。为了写这个小说，金敬迈还小小地“抗”了一下“上”。他最早提出他的想法时，领导问:你话剧剧本写好了吗？他很不好意思，确实，一个剧本也没写出来，改行当编剧才刚刚一年时间。领导教导他说:不要走都还不会走就想要飞，那是要摔跟头的。你这个人吃亏就在于不老实！所以当领导后来接到领导的领导指示要他写小说时，说，你不是想写小说吗，现在机会来了。金敬迈立刻说:不不，我还不会走呢，怎么敢飞？领导说，你一定要写，作为任务交给你！而且要一个月交稿。金敬迈心想这么短时间写长篇小说，这不难为人吗，他心一横，28天就真写出了30万字的《欧阳海之歌》，一支新买来的派克笔都写秃了。
早在知道欧阳海的事迹之前，1962年金敬迈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就写过一个剧本，叫《一个战士》，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战士，比领导高明的战士。他觉得领导比战士高明，是正常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战士比领导高明也完全可能。但写来写去，总是没法形成高潮，直到了解了欧阳海，他认定欧阳海就是他的男主角。最初听说的是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调皮捣蛋，被火车轧死了。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欧阳海是个好战士，是他的指导员对他有成见，把他的牺牲当成一次事故。金敬迈先写了篇报道，新华社发了通稿，各大报都转载了，随后又把欧阳海的部分经历融入到他原来剧本的构思中成为小说，只是把某一个人物改成“代理副指导员”。
金敬迈是城市贫民，对农村生活不熟悉，他没有拘泥于欧阳海自身，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也融入进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欧阳海的童年了。给文艺社主编读这部小说的时候，金敬迈哭了，因为他其实是在写自己的童年。欧阳海的四妹子就是金敬迈的小妹妹。小时候，金敬迈的父亲和妹妹都得了重病，算命先生说只能活一个。全家为了父亲治病已经当尽卖绝，无力再救活妹妹。可是金敬迈舍不得妹妹死去，上街擦皮鞋叫卖烧饼油条挣钱给妹妹抓药。街上的小混混因为争地盘争生意打得他鼻青脸肿，当得知他是为了给即将死去的妹妹抓药，又纷纷把好不容易赚得的一点零钱都掏出来给了他。这段经历金敬迈至今难忘，读者从书中看到小海为了四妹子梦中去抓鱼的情节也都受到感动。欧阳海的四妹子饿死了，金敬迈的小妹妹却活了下来。她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如今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不从江青之命——
不愿意编造英雄
《欧阳海之歌》轰动全国，金敬迈可谓一夜成名，绝对不亚于当今的某些超级明星。江青几次胡乱批改《欧阳海之歌》后，又通过总政治部首长转达命令，让金敬迈去浙江写另一个据说是为了抢救“红卫兵”而牺牲的人物。
金敬迈是江青派去的，军委又特别交代过，南京军区当然待如上宾。南京军区的几位大作家已经开始收集素材，一听说金某人来了，这是江青派来的人，惹不起，把手头上的资料、构想、提纲一一奉上。金敬迈非常为难，他认为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是最丢人的事。
当时报纸上已经开始宣传这个人物了:“1966年10月10日凌晨，他守卫在钱塘江大桥上。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他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他不假思索地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他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壮烈牺牲。”金敬迈对这样的说法进行了反复核实，他在桥上站了一个月的岗，观察琢磨了一个月。那座桥是交通枢纽，每十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整座大桥灯火通明，阶级敌人想绕过岗哨在铁轨上放根棍子，企图将火车颠覆，是没有可能的。战士是夜里两点钟上岗的，夜班一个小时，事情发生在2点34分，是他上岗后的34分钟，阶级敌人怎么可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完成这一罪恶勾当？再说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是1.435米。作为罪证的棍子长度只有1.35米，根本搭不上铁轨，细细的一根木棍，怎么能把火车颠覆呢？当有群众提出这个疑问，有人又将木棍换成水泥的，30毫米见方，且里面没有钢筋，火车一压就碎。这样仍然有人表示怀疑，最后干脆水泥棍也不见了，说是交给“有关部门鉴定”去了。
金敬迈遇上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江青交下来的。当时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对红卫兵的态度被当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被认为是对红卫兵怀有“刻骨仇恨”的。江青的意思很明确:阶级敌人仇恨“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铁证”就是这根“棍子”，说明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说明不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天下就不会太平——这是个很动听的故事，这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问题是金敬迈上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替死的“走资派”哩？他要把这个谎话编“圆”，必须把浙江省委书记或者是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拉来当替死鬼不可，否则他就无法完成江青交下来的任务。天有多大难题就有多大。
党内很多人都对江青畏惧三分。金敬迈是个小兵，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得罪无产阶级的“伟大旗手”。如果紧跟照办，硬着头皮胡编乱造，历史能饶过他？事情的发动者往往平安无事，而被迫的追随者，哪一个不是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历史总要前进的。过了今天还有明天。金敬迈既不敢提出异议，又坚决不愿伪造事实，难的是他今天也过不去。万般无奈中他只好向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求救。当金敬迈赶去北京等候江青接见时，肖华非常严肃地再三叮嘱说: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在江青面前提。以后我们再想办法。以后呢，以后还是没有提。
多年后的今天，金敬迈回想起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试想想，如果我当年按江青指示编造了这个“阶级敌人”的故事，我能有好下场吗？我这样一个小兵将成为千古罪人:因为无端地编造了一个“迫害红卫兵的故事”。如果我用我是“奉命写作”来进行狡辩，能有人相信吗？时至今日，不还有人在公开说我金某人“品质有问题”吗？
金敬迈以为他躲过了这场灾难。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冤案正等着他。
牢狱之灾——
为救同事挺身而出
来到北京，江青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训了金敬迈一顿，诸如“你金敬迈真是个大作家呀，在我面前，你要老实点。我问你，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当时金敬迈一头雾水，不知道所训为何，后来才明白，这是江青对他迟迟不按照她的指示修改《欧阳海之歌》，迟迟拿不出另一本“迫害红卫兵”的小说不满，也是在起用金敬迈之前给他的下马威。果然不久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负责。金敬迈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被推上了云端。他知道一场更大的不幸已经开始。
所谓的“中央文革文艺组”，江青是组长，金敬迈是具体工作“负责人”。他只呆了123天，就被抓了起来，随后又关进了秦城监狱，连关押监禁带劳动改造和“挂起来”前后11年。滔天罪行有两个，一是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也就是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二是阴谋绑架迫害毛主席。两条罪状一个目的:要置这个小兵于死地。“绑架迫害”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他一个文化人，连枪都不会打，一个人能对付得了8341部队？这种无稽之谈不必赘述。而收集“黑材料”，还真值得一说，如果不是金敬迈还有根骨头，不是他不愿意见死不救，他是完全有可能躲过这场牢狱之灾的。
1967年6月份，电影家协会的资料馆被造反派占领了，红卫兵要在旧报纸、旧杂志里面找那些登过“反共声明”、“退党启事”、“悔过书”的叛徒，一找到就把他们列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鬼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以便打而倒之。资料馆里一位姓舒的同事很敏感，建议把馆里三十年代有关江青的电影资料收上来。结果金敬迈去请示戚本禹时，让江青撞了正着，她当即发了一通脾气，说:收什么，收什么？你们让它扩散嘛，扩散嘛！她发完火噔噔噔就走了。领导也生气了，说这样的事情还请示什么？还不赶紧收上来！资料由工作人员全收到了文艺组。金敬迈先后向“中央文革”，向谢富治、汪东兴作了汇报。这些大领导都说，知道了，先放在你们文艺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王广宇给了一个保险柜，资料全部锁在里边。
不久，具体收电影资料的两个同志被半夜提到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问，说他们是背着组织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两个同志都吓哭了。金说:哭什么，大男人，不就是杀头吗？这事我负责。接着金敬迈去找领导，说这事不是向你汇报过吗，怎么是“背着组织”呢？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竟然说他“记不得”这件事了。金反复向他描述汇报时的情景和彼此的对话，他仍然矢口否认，不敢沾江青的边，硬要金敬迈拿出文字报告。这位副总理满脸紧张，再三说问题如此严重，可千万不能血口喷人。金敬迈很难过，不是为什么大祸临头，是为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扭曲了人的本性而悲哀:一些领导也曾枪林弹雨，也曾出生入死，当年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如今在浩劫之中，在江青面前竟然畏首畏尾，保命成为其惟一目的。金敬迈去找另一位领导，这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说自己“记不得”这件事了，说口头报告不能做证明，让金敬迈不要血口喷人。金敬迈想: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无非是掉脑袋，我心甘情愿做这个屈死鬼。为了救出两位无辜的好同志，他给更高领导写信，详细报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他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位领导把信直接转给了江青。这令金敬迈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还污蔑江青、谢富治、汪东兴等多位领导人，连同莫须有的“绑架谋害毛主席”罪名，金敬迈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铐上手铐关进了大牢。
关于狱中生活，金敬迈写了一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刚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书名那么直白，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在了解了金敬迈这大半生的故事，尤其是他在监狱里的煎熬后，方才明白，他每天都只能是透过铁栅栏看见那三十二块小天，而当他走出监狱，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第一次能自由地仰望星空的时候，皓月当空，在他的印象里，可不是“好大的月亮好的天”吗！
与金敬迈关在一起坐牢的人好多都疯了，金敬迈不但熬了过来，还继续用他的顽童性格苦中作乐。他拿着《毛选》猜每页有多少标点符号；在方寸之地一边转圈一边考考自己带“金”字旁或者其他偏旁部首的字有多少；洗完手不擦，看甩多少下能把手甩干，牢里发的仅有的一瓣蒜，他舍不得吃，居然把它种活了……
作为一名罪犯，他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他完全没有看到两个儿子的成长。以致八年后在火车站和儿子重逢，第一件事就是和他的孩子一起唱《闪闪红星》:“红星闪闪，放光芒……”他知道这些年来，孩子们被叫做黑帮子弟，不允许唱《闪闪红星》。他们边唱边哭，但还是坚持唱完了这首歌，多年的委屈与歌声一起倾吐出来。
永远不做秀——
不与“主席”握手
1997年，金敬迈去顺德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5周年的活动。
在文艺晚会上，有一个重点节目是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扮演当年在延安的情景。老画家胡一川80多岁了，对这种场面让十分激动，到舞台上握着古月的手说:主席啊，当年我参加了座谈会，有幸当面受到您的教诲，如何如何……胡一川握着古月的手不放，可当时是现场直播，节目没法继续演了。古月灵机一动，撇开胡一川走下台来，与到场坐在第一排的嘉宾握手，喊起“同志们好”！台下自然就热情万分，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古月一路走过来，与大家逐一握手。金敬迈就坐在第一排，当古月伸过手来，在全场都站起来的时候只有金敬迈一个人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两手抱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这场演出古月是要了出场费的，他是在表演。金敬迈不想参加这样的表演，他当然坐着不动。他不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对这个世界他有他的看法。多年的关押监禁劳动改造也没能改变他的倔脾气。他不配合做秀。
这段镜头转播时，被当时住在新泽西州的孔捷生看到了，他一下就认出了那位拒绝和“毛泽东”握手的人正是金敬迈。于是写了《到底老迈还是老迈》，发表在《艺坛奇人异事》里。
金敬迈真是奇人，2003年，正是SARS肆虐的时候，离休多年的老迈不好好在家待着，不附庸风雅地喝喝茶看看书，而是穿了一件“决战SARS”的T恤冲进了对奋战在SARS中的医护人员的报道队伍中。在广东作协的动员大会上，老迈第一个站出来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本人虽然年过七旬，算不上什么精兵强将，但我愿意冲锋在前，不甘人后。金敬迈采访的正是为“毒王”医治后不幸被传染的邓练贤医生，毒王活了过来，邓练贤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倒在他的岗位上，再也没有起来。金敬迈的报告文学《好人邓练贤》得了广东省委颁发的一等奖，文章又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出，他得到《人民日报》的SARS征文一等奖。那年，金敬迈七十有四。
采访手记
跟金敬迈熟识的人都叫他老迈。临分手时，金敬迈自嘲说，我什么都不是，无论哪方面水平都很低。所有的正人君子和革命左派都看我不顺眼。但命运使我经历了些风浪，也见过些世面。说句时髦话吧，谁也别想“忽悠”我。
老迈爱激动，谈到他童年为妹妹抓药、11年的冤屈、夫人为他受的苦，SARS中的感人事迹，他都唏嘘不已。
老迈也爱笑，他承认自己是个爱说怪话的老顽童，再大的苦难中他都能为自己寻找乐趣。
老迈更是个爱讲故事的人，采访他用了一下午加一晚上，送我们到巷子口时还在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那些陈年的烂芝麻——历史的本来面目。
老迈的人生，绝不是我这区区几千字可以容纳的。
老迈给作者的信
小蔡:
我这个人嘻嘻哈哈的，一辈子认真不起来，因此为相当多的人看不惯。我自己也知道，只是不想改。老了，无所祈求，只求一点自在。我行我素，任由他人评说，好坏皆与我无关。七十多年过去，炼成一粒油盐不进的铁蚕豆。如此而已。谢谢您！
老迈2006年6月2日晚
图一:金敬迈近照
图二:金敬迈在195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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