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张婚书，都打上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烙印。

　　先看看最老的这张，它已经130多岁了，是我藏品中的“老寿星”。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西历，纪年的方法大多是跟着皇帝走，从皇帝登基算起，他在位一年就加一年，他死了这“年号”就到头了，再随下一个皇帝“从头越”，这样周而复始，让老百姓心里永远装着皇帝，一提那一年就得提那个皇帝，所以才叫皇历。这张婚书上面写的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

　　这张婚书所展示的只是个封面，仅从这个“皮儿”上就可看出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主人利用我们书法的优越性，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地之合”只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就完整了。这个奇思妙想和天衣无缝的过程，把“天地之合”的词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婚书上还有个小秘密可别看漏了，它顶上还贴了4个小印花呢，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我从里面的文字得知，男方是咸丰四年（1854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60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你说这号政府是昏还是混？

　　再看看另一张娃娃亲立文书上面写着“名芳梅行一年二岁民国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子时生”，表明这个女孩叫芳梅，排行老大，现年2岁，可是已经许配了人家。其实这真不算什么，娃娃亲在旧社会很普遍，还有指腹为婚的呢！

　　结婚证实际上就是男女双方签的“共同生活合同”，因为事关重大，口说无凭，需要以“证”为证。旧社会兴的是娃娃亲，所谓的婚书就是“意向合同”，因为当时的婚姻几乎都是“终身制”，“意向”实际上就是“定向”，有着一纸定终身的巨大作用，所以到真正结婚的时候，“正式合同”反而不需要了。不过这“意向合同”的出台倒是很有意思，男女双方家长作为甲方和乙方，媒人作为中介，再请个会写字的凑在一起就把“合同”给签了，根本不需要政府和官方批准。中国特色的包办婚姻真的是名副其实，从始至终不见男女主角出场。难怪1949年以后结婚证上都印着“婚姻自主”，原来就是冲着“婚姻他主”来的。现在的结婚证上早就不见这样的字样了，“婚姻自主”已经成为自然定式，就像不需要强调每个人活着必须吃饭睡觉一样。

　　男女间的“正式合同”，真正在全国推广开来是在1949年以后。新政权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式婚姻。

　　这张显得有些粗糙的结婚证，产生于1949年11月。那时尽管婚姻法还没有出台，可是已经“有法可依”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可能就是后来颁布的婚姻法的前身。结婚就要领结婚证，政府不再允许“私了”，因为“公了”的本身就是保护，结婚要到政府去登记，而且男女双方得自己亲自去，只要一方说“不”，那事情就吹了，什么父母和媒妁都统统靠边站了，包办婚姻终于在法理上划上了句号。

　　这张结婚证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不少痕迹，有着浓厚的“乡村气息”，虽然“朴实无华”，但是有章有法有序，新政府的认真务实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纸婚书中不仅有男女双方的情况介绍，连介绍人和证婚人也列在其中。特别令人感到“超前”的是，上面还标明了“婚前财产”，就我所知，男方10口人6间房24亩地3头驴，在当时的农村，虽然算不上“大款”，起码也是“小康”了。驴是农村的重要生产交通工具，一家拥有3头驴就跟现在拥有3辆轿车一样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