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当年一句“不自由，毋宁死”，鼓舞了无数志士仁人流血牺牲。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对于我们这些庸常的生命来说，无论身处怎样一个时代，遭遇怎样一种人生或社会的逆境，更应该体味什么是“不自由，仍可活”。

　　6月份，随着霍金的来访，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霍金热”。在我看来，霍金此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他关于科学的演讲，而在于他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在于他对“不自由，仍可活”的默默实践。正因如此，当众人仍在为“达·芬奇密码”津津乐道时，我更愿意参悟“霍金密码”，体味他关乎生命与生活意义的深刻理解。

　　“有生命就有希望”，这是霍金赠予世人的精神遗产。6月13日下午，霍金出席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记者会。患有“运动神经细胞病”的霍金，全身瘫痪且丧失语言能力，只能通过电脑系统和语音合成器回答记者的提问。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

　　众所周知，霍金年轻时患上这种使人逐步丧失运动能力的疾病。通常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在两三年内死亡。然而，霍金不仅改变了“生命终结”这个结论，更以顽强的意志攀登了科学之巅。1974年，霍金在《自然》上发表论文，阐述了自己的新发现———黑洞是有辐射的。这一发现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论文也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一”。1988年霍金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问世，该书同样被誉为人类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长期以来，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3个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10天。

　　那些心怀理想的人，有志于担当自己或人类命运的人，即使偶尔沉睡，总会在梦中惊醒。在一篇演讲中，霍金曾经谈到自己做过的一个梦。“在我的病况诊断之前，我就已经对生活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我出院后不久，即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如果我总是要死去，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在霍金看来，运动神经细胞病给他的最大影响在于教会他“比过去更加享受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绝望，其实不过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份“死刑判决”罢了。那些拥有坚定人生、卓尔不群的人，更知道在逆境面前团结自己，赦免自己。一个人，遭受困境的迫害已然不幸，若再因此对自己施以绝望之刑，岂不是让自己接受二次迫害？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朋友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这种感动同样出现在我观看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在影片结尾，当那位在北京讨生活的孩子扛着被踩坏的自行车走过十字路口时，我仿佛看到福贵牵着他的老牛，挣扎着走到了小说的结尾。

　　我曾在网上和课堂上与朋友们探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回答多半是照本宣科地叙述奥斯维辛或古拉格群岛的历史，诸如纳粹军警如何钳制思想、虐待人民、祸害社会等等。然而，所有回答者选择的都是同一个角度，即，站在施虐者的一边来思考集中营的功用。不可否认，我们来到人世，身处逆境之中，人生原本就像一座无所不在的“牢笼”。但是，面临逆境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环境做什么。换言之，我们不应该费心劳神思量环境如何做，而应该站在作为主体的人一边，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当一个人将自己视为生活的主人，那么一切不如意、不自在的环境，就不过是我们生命里的过客。所以，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集中营是用来挖地道的”或“集中营是用来解放的”。

　　应该说，对于霍金来说，其所患的疾病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种逆境。显然，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没有站到疾病一边去思考疾病是如何折磨他的一生。正因为如此，当被人们问及运动神经细胞病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时，霍金的回答是，不很大。“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哈姆雷特几百年前宣告于人者，或许正是我们时常忽略的关乎生命价值与自我实现的“霍金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