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陪你看医生？
谁陪你看医生？这是一个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现实问题。
“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常常是简单化思维的产物。正如卫生部部长高强所言，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而要解决目前的医患矛盾也不能期待一蹴而就。
可以看到，党和政府为疗治现行卫生系统的“病况”不遗余力。国家已经17次实行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种；对于商业贿赂也屡屡重拳出击，各地都有贪婪医生落马的消息；一批奋不顾身的“打假医生”受到嘉奖，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日前在谈到医生陈晓兰时表示，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可以不一致，但是，是非绝对不能混淆。
尽管如此，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还很漫长。普通患者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找合适的人陪你去看病，也许就是一个好主意。?
我要当个“第三者”
在许多国家，医生与患者之间有一个独立的“第三者”，那就是医疗保险审核人员。
撰稿／韩 波（记者）
上海虹桥路，一套十分陈旧的老式单元房里，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格外显眼。每天，赵国雄都有很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更新他的网站。
这是他的孤独的舞台。建站半年，浏览量不到两万。“尽管这样，我敢说，全中国的骨科医生，只要他上网，应该都知道我的名字了。不少人恐怕还对我恨之入骨呢。”他笑着说。
被人忌恨，是因为他道出了真相，要断人家的财路。
被人忌恨，更因为他原本是一个每天需要热络巴结骨科医生的销售经理。突然间，他却反戈一击，要以现在之我，扑杀过去之我。
货比三家？
年初，赵国雄花了一万元钱，投资建了这个十分朴素的网站。网站的名字也是大白话：赵国雄骨科（费用）网。
网上不断贴出的一个个故事，倒是颇具吸引力。赵国雄故事里的人物个个真名实姓，不但有病人的床位号，有的还贴出了光片。曲折离奇的情节更是抓人。
最近的一个“连载”，是老刘的故事。据赵国雄记载，情节大概是这样的：
倪女士在路上被摩托车撞成了骨折，丈夫老刘马上赶到了医院。事故判定对方全责，肇事者是外地人，摩托车挂的也不是上海牌照，而且马上就要报废了。车手对老刘摊了底：大哥，我只有5000元，又借了老乡5000元，再也拿不出更多钱了。如果你认为赔偿太少，可以打官司；不过即使我输了官司，除了家乡的破房子，恐怕也没什么能赔给你的。
老刘看他似乎言辞恳切，一时倒也拿不定主意。面对飞来横祸，他不知道医疗费用究竟是一个什么“尺寸”，自己能否承受。于是就来向医生咨询。
医生说：先交1万吧。后来又说，1万元是材料费还需要5000元的其他住院治疗费用。
老刘问：估计整个住院治疗费用总共大概多少钱？
“大概2万元左右。”
老刘心里嘀咕：一旦上了手术台，费用究竟得要多少，恐怕就是医生说了算了。会不会出来个天价呢？他实在放心不下。
以上这些，都是老刘的追述。这个时候，赵国雄出场了。他听了老刘对费用的疑惑，马上提出要“看片子”。
第一天的日志，结尾是一个问号：片子在哪里？然后是两个字：待续。
在“连载”的第二部分，费了一番周折后，老刘和赵国雄终于拿到了倪女士的光片。
这一段里有大量对话，几乎一句一行，很像海明威的短篇。
老刘告诉赵国雄：医生把片子交给他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说“片子拿去，病历卡不能拿走”。赵国雄解释了光片为何如此神秘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手术前是不能随便让家属拿走片子的，那不等于把秘密全部告诉别的医生了吗？患者看不懂片子，其他医生可都看得懂啊。
在“连载”的第三部分，看了片子以后，赵国雄表示自己不是骨科医生，不能表态，但根据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感觉其中有些问题。他提议到最邻近的另一家公立医院的骨科，请医生们看一看片子。
他们马上赶去了。几位骨科医生看了光片后表示，患者的确需要动手术，采用和第一家医院几乎相同的方案，只是选用另一些器材（效果不会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所有费用应该在5000元以内。
老刘和赵国雄对视，无语。又问了几个手术难度、主刀人选之类的问题后，老刘说：我马上去把病人搬过来。
病人转来了，医生检查后开始手术。老刘和赵国雄等在手术室外。心怀感激的老刘看到赵国雄在炎炎烈日下为自己奔波，表示要拿出一点辛苦费。赵国雄说：“不用给钱，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也希望你答应我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赵国雄提出，希望老刘和倪女士答应把光片、患者诊断记录、医院材料费用单据等等上网公布。他想要这个故事的使用权。
于是，我们有幸看到了这个颇有意味的“连载”。
突然“反水”
这个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奇怪的“第三者”，究竟是个什么人？
赵国雄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做了近20年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生意。他回忆说，1990年代初，他在某著名药厂从事销售工作，手下分管不少医药代表。当时他给部下每人每月的交际费预算是1万元。到了每月下旬，总有一些部下犯愁，因为“花钱的指标还没有完成，区区这点数目都用不完，现在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赵国雄说。
后来，他全家移民新西兰。不久，他又回到国内发展事业。这时候，他发现这个行当里的“尺码”越来越大，几乎有些看不懂了。他应聘某公司经销骨科器材（主要是人工关节），考官问他如何打开市场，赵国雄回答了四个字：吃喝玩乐。他被录取了。
吃喝玩乐，更准确的应该是为吃喝玩乐埋单。他需要广交朋友，分辨哪些人执掌权柄，然后取得他们的信任，得到为他们埋单的资格。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似乎只是一夜之间，他突然“反水”了，成为揭露业内秘密的“叛徒”。
究竟是什么事情刺激了赵国雄，促使他完成了几乎180度的角色转变？赵国雄说：国外也有类似医药代表的营销人员，但他们与医生是平等的关系，不需要卑躬屈膝地“装孙子”，因为这些营销人员能够给医生带来行业和技术的最新信息，因此颇受医生的礼遇和欢迎。
他说，年龄大了，生活中对于尊严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我再也不愿像年轻时那样对着医生点头哈腰了。如果一辈子在这个行当里浑浑噩噩地干下去，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啊。
赵国雄很肯定地说，今后类似他这样反戈一击的人会不断出现，因为随着第一批医药代表们步入中年，他们同样需要捡拾和修复自己的尊严。
理由听来似乎并不十分充分，行动却很果决。赵国雄的作息马上发生了变化：傍晚5点到7点，成了赵国雄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这段时间里，他会悄悄出现在一些医院的骨科病房，与病人和家属们聊天，告诉他们一些人工关节手术的常识。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时间段。那个时候，医生、护士多数在吃晚饭，病人还没有休息，家属也常常还在病房里。”赵国雄说，进行人工关节手术的患者多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耳背眼花，有的甚至目不识丁；相比之下，与他们的家属交流，效率要高得多。
这个病房里的不速之客，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他总是先作一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马上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骨科手术为啥这么贵吗？
对于已经付出或即将付出大笔费用的患者来说，这个问题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赵国雄寥寥数语说个大概，然后推荐病人们到他的网站上看个明白。在网上，他用一篇万言长文来详细解说其中的种种奥秘。
一言以蔽之，人工关节手术之所以价格不菲，很多时候是由于医生总是竭力推荐价格昂贵的进口产品。进口人工关节的价格多在3万元左右，而国产人工关节一般只需要1万元。
赵国雄说，如果病人听到高昂的价格后面露难色，或者开始咨询国内产品，骨科医生为了说服他们使用高价进口货，通常会有这么几种说法：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人工关节有国产的。”
“用不用随你，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医院规定就这（几）种牌子，这是领导规定的。”
“国产的太粗糙（或者是副作用太大，没过多少时间就要再开刀取出来，诸如此类），我们医院从来不用。”
……
对于这一类说辞，赵国雄十分不屑。他做过人工关节产品的销售代表，能够用数字说话。“也许有一些医生的确认为进口产品要比国产货好得多，但是，更多时候他们起劲地推荐进口货，重要原因是每采购一个人工关节，供应商一般要支付给主刀医生20％－30％的回扣。如果使用进口关节，回扣可在6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关节的回扣只有2000元到4500元。经济利益驱动下，医生当然会厚此薄彼了。”
赵国雄介绍说，最早的国产人工关节产品确实比较粗糙，但近年来的国产产品和进口货已不相上下，最大的差别在于营销模式和企业管理成本，跨国公司投资于高档次的请客招待，气派的办公场地，高薪聘用美女业务员。他们的销售人员外出普遍坐出租车，国内公司员工一般只能坐公交车。很多时候这些营销成本甚至要高于产品制造成本。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这些成本对产品质量与手术疗效没有直接关系，最后还是由患者来承担。
“国产与进口，好比牛肉面与洋快餐，都能够吃饱，但价钱不同，感觉不同。”
谁都能够想象，老是在病房里解说这些事情的赵国雄，是一个多么“讨人嫌”的角色。有一次，一家医院的5名保安要求赵国雄“讲讲清楚”才能离开，无奈他只能拨打110寻求保护，赶来的警察了解情况后说，这个人不是“医托”，又没有向病人兜售产品，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于是5名保安将他“护送”到医院门口。
许多病人对他这个主动搭话的陌生人也心怀疑虑，一般都不多搭理。“最绝的是有一些患者家属，可能是为了讨好医生、护士吧，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就急匆匆地跑到办公室汇报去了。”
赵国雄在各家医院的流动访谈似乎事倍功半。一些患者倒是仔细听了他的讲解，可多是木已成舟，已经为“过度医疗”付出了不菲代价，不免埋怨他是“马后炮”。
不过，坚持不懈的基础工作终有回报，车祸故事中的老刘，就是听人介绍了这个“管闲事”的赵国雄，才打电话请他帮忙出主意的。赵国雄说，这是他第一次“事先介入”，心里真是高兴。
独立“把关人”
很难想象，赵国雄一夜之间变成了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一方面，赵国雄要通过自己的行为修复尊严；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患者对于医疗咨询和参谋的需求，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事业机会。
对此他直言不讳：我看好这个行当，只是我现在还看不到怎样赚钱，找不到“盈利模式”。目前他每月的各种开支需要数千元，但还没有收入。“按照自己的财力，我能够坚持几年。我的目标很低，就是收支平衡。”
赵国雄说，看病时与医生的对话是有窍门的。比如，在医生推荐昂贵的进口产品时，你如果面露难色，嘀咕几句开支的窘迫，可能就会降低医生的“心理价位”，让他说出另一番话来；如果医生只字不提国产品牌，主动询问一下也很有必要，不要显得一无所知，但也不要把自己的“底牌”全亮出来。如果不是火烧眉毛的急病，甚至需要多跑几家医院，分析医生的各种说辞，了解不同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病人需要了解一些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积累，找独立的第三方咨询是一个办法。”
赵国雄说，在许多国家，医生与患者之间有一个独立的“第三者”，那就是医疗保险审核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支付医疗费用之前会对整个医疗过程进行审核，甚至提前介入，医生如有“过度医疗”行为，很难蒙混过关。而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把关人”实在少见，医生感受不到多少威慑。
“买房子签合同前，许多人会找专家咨询；看一些大病同样需要顾问。家里如果有医务工作者，发生问题后第一步就是给他打电话。专业人士是不是提前介入，顾问能不能第一时间赶到急诊室，有时候结果是天壤之别。”
赵国雄看到了新版驾驶员责任险的规定。他从刘先生的这段经历中发现，在交通事故后的医疗过程中，自己的经验应该可以发挥作用。于是，他印了许多名片，看到一个司机就送上一张，告诉他们万一发生了问题可以马上打电话找他。“每一个司机都把名片小心地收起来了。”
不顾溽热难当，赵国雄又走访了一些公交公司，安全员们对他几乎都很有兴趣，好几个人答应一旦出现事故，会通知他到医院来“参谋”。一些保险公司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赵国雄说：病房访谈我依然会去，其他的路径也会去尝试。只要你的工作满足了别人的需要，总有你的机会。
谁陪你看医生？
[编者按：
看病是需要人陪的。而且在有些时候，这个陪伴者还很关键。
打假医生陈晓兰，向《新民周刊》第一次讲述了她的一些家人的求医过程。这么多的事情先后发生在这个家庭，应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毕竟，大多数人的就医经历并非如此糟糕。
然而，事情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人问陈晓兰：你们家为什么这么倒霉？她说：因为我有专业知识，每一次倒霉我都看得懂。
那么，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患者，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到哪里去寻找介于患者与医生之间，能为自己出谋划策、审核把关的第三者呢？我们特意隐去一些实名，是为了让现实中的“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
撰稿／张 静（记者）
楔子
3月19日凌晨，华东某市儿童医院一名副主任医师在一家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们对医院很放心。”她丈夫最初这样想，因为那里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包括一名院领导。事实上，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关系紧张，一度要将她的双手捆起来才能实施抢救。这名医师瞒着医生自己给自己开方用药，至死也不相信得了肺泡性肺癌，认为只是一种病菌性肺炎。
为了让她及家属确信其患癌症的事实，医院在对她实施了胸腔镜检查手术失败后，未经过患者家属的同意就直接把手术改为“开胸探查”。术后她再也没出过重症监护室，4天后死亡。
“对疾病的诊断要用一条命来换！”陈晓兰很痛心，是不是肺癌完全可以用确诊、检查时手术风险均较低的“脱落细胞的痰检”或者使用检查时手术风险较低的肺癌诊断重要手段之一的纤维支气管镜。而另一位医生认为，以其当时的身体条件，已不允许做任何手术。
……
为什么发生在医务人员身边的案例如此集中、触目惊心？答案很简单，相对于一头雾水的普通患者，他们有专业知识、看得分明。
一
1999年4月，陈晓兰陪母亲屈湘培去她的公费医疗定点医院诊治带状疱疹，一名皮肤科大夫断言：“带状疱疹一般得过一次会终身免疫，你母亲又得了第二次，说明她的免疫水平已经极度低下，如不注意接下来就等着生‘恶毛病’了。”当时不明就里的陈晓兰还瞪了他一眼，日后才知道，这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推断得一点没错。肿瘤从中医上讲是热竭，屈湘培的舌苔已呈鲜红色。
8月，屈湘培再次去那家医院就诊。为治咳嗽她不慎服用了过量的“复方新诺明”，这种药本来就有较强刺激和腐蚀胃黏膜的副作用，她的胃更不舒服了。然而为她看病的一名年轻的内科医生不记得还有“视触叩听”体检这回事，开了点助消化的“多酶片”就把她打发了。
“我妈那个时候只是胃癌早期，被过量药物刺激才加剧了症状。如果医生认真体检，早一点选择做‘钡餐胃肠道造影术’确诊，还能延长她的生命。”
两个月后，屈湘培胃痛加剧，呕吐物里能看到前一天吃的“陈旧食物”，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星期，那名医生始终没放在心上，继续开着“雷打不动”的多酶片。
“一般食物在胃里半小时就排空了，能吐出隔宿食，这是非常典型的幽门梗阻症状。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外科急诊病，内科医生发现后应该马上请外科会诊或者把病人转到外科。”
其实只要让屈湘培躺下，用手拍击上腹部或按在腹部一晃，听到像摇热水袋一样的‘震水音’就可以确诊是不是幽门梗阻。
看到病人实在太难受，医生才让屈湘培去做“迟到的”线钡餐造影。但当时屈湘培因为误诊，幽门梗阻加剧，钡餐这样的半流体喝下去根本无法排出。她请求做胃镜，然而医生冷冷地拒绝了，那时只有劳保病人才有资格做每次100多元的胃镜。
陈晓兰说：“医生实施诊疗，应该是需要的药、械再贵也用，不需要的再便宜也不用，不受行政命令和单位利益的干扰。”然而从以前该用的不用，到今天不该用的乱用，如此“机械行医”是屡见不鲜的。
屈湘培还是去做钡餐造影了。第一杯硫酸钡喝下去，光间的医生说：“看不清楚，再吃一杯。”两杯500ml的钡餐服下，屈湘培当时就痛苦得站不起来了。勉强捱到女儿在天水路的家，她已经爬不上台阶。
“晓兰，晓兰！”屈湘培的声音微弱如丝，好心的邻居不得不扯开喉咙帮她喊。陈晓兰冲下楼把妈妈背上去，一看病历“呼”地站起来。她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已经拍片确诊是幽门梗阻的急诊病人，医生怎么敢不采取一点措施就让她回家！
再一看药方更是吓出一身冷汗：那是一种厉害的强制性胃动力药。幽门已经快完全梗阻的病人，一连喝了两杯无法吸收更无法排出的钡餐，再吃这种强制胃收缩的药，立刻会导致内脏器官破裂！
然而屈湘培不知道这些，她高兴地告诉女儿，医生终于答应让她两天后去做肝功能检查，如果没有传染病，就可以预约做胃镜了。
“钡餐沉甸甸地留在胃里，我妈连粥都喝不了，医生又自始至终不肯给她补液，等到做胃镜那天她早就可能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死掉了。”
火冒三丈的陈晓兰赶到医院，把病历摔在那个医生桌上。她直接去找院长，非要严肃处理那个“草菅人命”的医生，请内科、外科主任来会诊。一边说她一边流泪。
内科主任看到陈晓兰一愣：“是你？！”这些主任们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认识经常跟着阿姨上班，并且喜欢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的小丫头——陈晓兰。
“怎么弄到这种程度，你怎么不陪你妈妈来看病？”内科主任略带责怪。
“我不陪我妈来看病，她就该死吗？不认识医生的病人就可以遭受这样的‘治疗’？”陈晓兰觉得很冤枉，痛哭起来，这怎么是她的错！
当天检查的结果，屈湘培果然已初步呈现酸中毒。
“震水音、肠鸣音……”外科主任采用的正是久违了的体检，他不管公费不公费，给屈湘培办了完整的复检手续，并且从那天开始补液，纠正酸碱平衡。
3天后做胃镜，陈晓兰看到妈妈胃黏膜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小点一闪而过，强烈要求用光纤碰一下，结果一碰就出血了。
黏膜组织这么脆一定是坏事，陈晓兰垂下头说不出话来。妈妈的病真的被耽误了。黏液细胞癌倍增期如果按28天计算，从她的胃不舒服到第一次动手术，延误了将近5个倍增期。
1999年10月22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妈妈的“病理组织检验报告”提前3天出来了，同学要求陈晓兰让女儿去医院拿报告，建议晓兰控制好情绪在家等“报告”。但当看到妈妈的病理报告上“胃角腺癌，其他部分为黏液癌”时，陈晓兰顿感到天旋地转，血压一下子高到200，不得不大量饮水，一遍遍去解手，才把血压慢慢降下来。
“刚发现的时候我妈的癌还很小，胃镜报告上写的病变部位只有两处，均为2×4毫米，手术单上写的是根治术，没想到真正做时却变成了姑息术。”陈晓兰深深叹息。
屈湘培自己却根本不相信能活着走出医院。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能够帮助病人缓解痛苦，然而她眼看着自己在医院越治越糟，每一次希望之后紧跟着的是失望。屈湘培不能通过食道进食，医院给她在十二指肠的一端造瘘，通过这瘘口将鱼汤、米汤类流质打进去。谁知医生用了一根导尿管代替引流管，每次陈晓兰用针管把粥推入母亲的身体都很紧张，这根管子实在太细了，推起来特别费劲。管子的另外一端固定在母亲的十二指肠，陈晓兰在这边一头大汗，屈湘培在那边活活受罪。
其他床的病人也在背地里悄悄议论，说她年纪最大、并发症多，很难过这一关的。然而那几位病人都在她之前相继过世。屈湘培有一位医学知识扎实的女儿在身边悉心照料，像卫士一样为母亲化解了一次又一次无妄之灾。
11月3日，屈湘培手术后的第二天的半夜，因肚子疼而显得很烦躁。前来的值班医生被陈晓兰一眼认出。
她前两天在护士工作室对面的水池洗衣服，恰好听到一个来上海进修的医生和护士们谈天。那个口沫横飞的进修医生说：“我们不像这里这么规矩，我给病人开刀，手术刀掉在地上，捡起来照样用。”他接着说还有一次，他给患者装关节颈，不慎将一小东西掉进关节腔，当时麻醉期将过，如果再花时间钩出来可能要酿成一次医疗事故。他稍微考虑了一下就给病人缝合了，病人半年没法走路，还是到这个医生处“刀到病除”，病人感激不尽。
“怎么讲得出来！”陈晓兰心里怒骂一声。一向不喜欢管闲事的她特意抬起眼来，要仔仔细细看看究竟是怎样的虎狼之辈。
就是这个医生，漫不经心地远远瞟了一眼盖着被子的病人，就说：“打杜冷丁。”
“不检查疼痛部位、程度，不分析疼痛与手术的关系，不观察一下手术创口情况，就决定注射这类强镇痛药，会掩盖症状或制造疾病假象。我问他病人为什么痛，他说估计是血运性肠梗阻。我又问这种病你看过几例，他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有30多年医龄，这种病至少看过四五例，我妈根本不是这个病，请你的上级医生来！”
“这人马上改口：用阿托品。”陈晓兰越说越生气，“这药会影响全麻后的排气，我妈术后还未排气，这药用下去她还能排气吗？”
然而当这名“卫士”每次走开时，灾难每每降临。
陈晓兰的同学给了她一种新型的白介素针剂，说打了之后会令病人发烧杀死不耐高温的肿瘤细胞。一直打到第3针，妈妈才开始有反应，陈晓兰在旁边细心地为她拢好发丝，贴着母亲的脸庞想：妈妈有希望了。可就在她去倒痰盂的时候，有家人看到母亲发烧，要求护士打退烧针。“患者点名用药”如今在医院已毫不新鲜。护士不愿开罪病人家属，你要什么我给你用什么，一针下去，陈晓兰几天的努力泡汤了。
住院期间，屈湘培在医院看到了一些本不应该看到的事情。现行的医疗问题、一次性医疗器械的质量，她都有切肤之痛。
自己信任的医生居然像推销员一样游说病人买“灵芝宝”。
对面病房在抢救病人，两个医生边聊天边做人工呼吸，手部动作的角度和压力都不对，陈晓兰摇摇头，转过脸去不愿再看：“这种假动作能救活人才怪。”她的话妈妈都听在耳里。
斜对面床上的病人也是癌症，手术后接上导尿管，然而病人的大腿不小心将质量不过关的导尿管压扁了。尿液排不出，病人膀胱涨得厉害、烦躁不安，医生却说他是癌细胞转移到肾了。
给屈湘培刺激最大的是同病房的老太太。她在抢救时需要急上呼吸机。医护人员推来一台，坏的，再换一台，还是不能用，一连换到第四台还是不行。陈晓兰忍不住了，上前一伸手“啪”地打开开关，呼吸机“修”好了。在这群医护人员手忙脚乱研究呼吸机为什么突然就“修”好了的时候，老太太全身已经发紫。
呼吸机插管一旦插上，老太太就再也没有机会说遗言了。她拼命挣扎，但是医护人员按住她不让她动，老太太只能任眼泪哗哗地涌出。
……
医疗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病人便免不了活受罪，甚至丢掉性命，哪怕医生病情诊得准、药用得对、手术动得好。
二
2001年春节，晓兰看望父亲，发觉原来心跳稍快的爸爸有点咳嗽、呼吸急促。“我赶紧去借听诊器，听出他两肺布满湿性罗音，说明是肺感染。”送去附近的二甲医院看急诊，坐上出租还不到10分钟，爸爸就突然喘不过气了，手脸的颜色因缺氧像青菜一样绿。
“糖尿病引起的低血糖。”医生粗略一问病史就下结论。接着就测量血压，也不听诊就用心痛定。“我爸刚吃过饭不久，怎么会是低血糖？心痛定会导致病人原来稍快的心跳更快，我爸已经心动过速了，这样用药非常危险的。”
然而任陈晓兰磨破嘴皮，医生就是不听。气得发抖的陈晓兰不得不去抢医生开的药，两人吵得很厉害，在这个医院工作的陈晓兰的同学，悄悄地找来值班的上级医生，才把心痛定撤下来。
然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护士已经给晓兰爸爸注射了一针心痛定。“他的心跳骤然升到150次／分钟，甚至一度达到170次／分钟，整个人气喘得很厉害，大汗淋漓，出门时才换上的一件保暖内衣湿得能挤出水，脱都脱不下来，抢救时我们不得不给他剪开。”
爸爸住进了重症监护室，7天了，医院始终回答不出陈晓兰提出一个最要紧的问题：究竟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
“给爸爸拍的光片根本都无法看骨骼、皮肤、脂肪的层次，器官或组织的表现也很不清楚，我提出换一个角度再拍，医院说我要求太高。而我却怀疑这些医用光胶片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然而主治医生仅仅凭借这个模模糊糊的光片，就断定陈晓兰的爸爸肺部没有感染。
“以后，医院给我爸做‘动脉血氧分压测试’。正确的做法是先摸到动脉波动后才将采血针垂直插进动脉，采完血一手压住动脉针眼，另一只手把针头拔出瞬间扎入软木塞，这样才能保证血液不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结果前来的医生在那里插了好几次都不是动脉，一向很“吃痛”的爸爸终于忍不住喊起“疼死我了”。好不容易采完血拔出针头，这位仁兄又找不到塞针头的软木塞了。他举着注射器转来转去忙着找软木塞，浑然忘了要压住病人的动脉针眼和采集血液样本的准确性，还是陈晓兰抢上前去。“注射器内的血液暴露在空气中那么长时间了，这个‘血氧分压’检测的准确性荡然无存。”陈晓兰忍无可忍。她要求组织上级医院的专家会诊，被拒绝了。提出转院，又被拒绝。眼看爸爸的病像妈妈一样一天又一天拖下去无法对症治疗，陈晓兰再一次去找医院领导，要求：“必须回答患者的病因是什么，不然我们自己请医生会诊。”
那时由于陈晓兰不断地举报，泛滥一时的“光量子”治疗被停掉了。与同事“咬了一会儿耳朵”，那名领导估摸眼前这女子可能是个“厉害角色”，终于同意家属自己请胸科医院心内科、肺科专家会诊。
两位专家到了重症监护室后，分别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一会儿，最后，两人共同指向陈晓兰爸爸左侧胸部心尖上部，表示有肺部感染病变征象。要求重新拍光片辅检以确诊，同时为陈晓兰的爸爸调整了姿势，专家最终证实了陈晓兰的判断，确实是：肺部感染导致的呼衰，并由呼衰引发了心衰。而医院所有的治疗措施几乎全部都针对了由他们自己用药不当引发的所谓心脏病症状。
“确诊后，专家没让我爸吃什么特殊药，只是扶起他在后背用空掌重重拍了几下，我爸咳出一口口浓痰，马上感觉呼吸顺畅多了，以后很快就转入普通病房。”
在那里陈晓兰爸爸遭遇了住院病人都躲不过的抗生素。“给他同时用了3种抗生素，其中两种一天各打两支，将近1000元。连续用了将近20天后，爸爸开始拉肚子了，医生又给爸爸增加了‘黄连素’来治疗拉肚子，其实那是典型的抗生素用得太多导致菌群失调综合征。”
经过这番折腾，陈晓兰的爸爸身体抵抗力下降得很厉害，刚出院回家不久又因感冒发热而重回病房。
当时因反映“光量子”问题而下岗的陈晓兰已经重获工作机会，很难时时守在爸爸病榻旁。
一天，陈晓兰又是很晚才下班，接到外甥女电话，外公没了！她马上赶去爸爸所在的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她说：为了抢救你爸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陈晓兰感激不尽。
“我给爸爸洗脸的时候，发现他的假牙整整齐齐地戴着。当时再一次感动，因为等遗体僵硬了假牙是很难装上去的，不知哪一位医生提前想得这么周到。没想到弟弟说，爸爸吃完早饭后假牙就没有摘下来过。”
陈晓兰一听，脑袋嗡嗡作响。难怪说她爸爸是把“大量”食物吸到气管内而窒息致死的，因为他们用吸痰器吸上来的是大量食物。“我爸满口假牙，在抢救时，假牙不取下来，吸痰器的插管肯定由于插入角度受限而错误地插进病人的食道，从那里当然会抽出大量食物。”
陈晓兰爸爸真正的死因是食道壁的刺激诱发了心脏的室颤。他吃饭的时候让蚕豆噎了一下，抢救起来其实并不难。
三
2005年9月19日中午，陈晓兰的大舅妈，84岁的张印月被送进了某市一家三甲医院。她是感染性休克，还出现了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的衰竭。去医院治疗到去世历时64小时。
入院后，张印月身上插上了两根输液管同步输液，大部分用药都是通过输液方式进入她的体内。
清单显示，张印月共输液1．9万余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体重的一半。大输液占药品费的13．4％，排在药费支出的第三位。
张印月的病历上显示，她进医院时就已经处于医学上所称的“无尿状态”。“医生肯定都能记得住‘日补液量＝前一天尿量加400－1000ml’这一基本补液原则。在无尿老人的静脉里，短短的时间内居然快速地注入那么大量的液体，这些没有出路的液体足以把那些缺乏弹性的血管及其每个细胞涨得绽裂。这样的‘抢救’，病人还能活吗？她不死于药物中毒也得死于水中毒。”
医生用药必须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临床用药原则：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采用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在六七十年代，取笑医生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家吊一瓶大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能看到“一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陈晓兰了解到，我国大输液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中五大支柱之一。而医院的所有患者正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
短暂的急救宣告无效，张印月去了，留给亲人的除了悲痛，还有一份诊疗清单，其中药费5591．46元，占所有支出的64．67％。
抗生素中：（泰能）亚胺培南7支单价218元、（稳可信）盐酸万古霉素3支 单价180．4元、罗氏芬2支单价118元、（复达欣）头孢他啶2支单价103元、庆大霉素4支单价0．38元；“一支泰能的价格，是一支庆大霉素价格的500余倍。但是随便问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对于普通的感染而言，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完全可以治好。而大舅妈在联合使用大量昂贵的抗生素之后，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这不但说明感染根本没有控制，更直接提醒我们：抢救病人所使用药品的产品质量是否有保证？”
在泰能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滞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须调整剂量。”
最奇怪的是，收费清单显示，医院共收取了7支“泰能”的费用，而治疗单上仅有4支该药品的使用记录。在陈晓兰的交涉下，该院护士长承认多开了3支。
“还应注意到抢救药品的滥用，在缺乏使用监管的环境下，现在已经形成了普遍的习惯。58小时里多巴胺（升血压药）用了158支，34小时内尼可刹米和山梗菜碱（中枢呼吸兴奋剂）各用了47支。这两种药物均超过了药典限制的极量，因此必然产生毒性。与抢救无关的药品占药品总数的28．1％，占到了全部药费的第二位。浪费钱就不说了，这种做法必然会增加用药配伍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张印月身上最怪异的是嘴里插的那支白色注射器。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麻醉科买呼吸机的时候，并没有购买配套用的牙垫，只好用注射器垫在那里代替。
“牙垫的作用是固定呼吸机的插管。大舅妈嘴上那支注射器随便一动便歪到一边去了，怎么起到固定作用？我怀疑她嘴角流血是插管不正扎破了气管。”呼吸机撤掉后，张印月的嘴里一下子涌出大量的鲜血和血块。
“大舅妈用了34小时呼吸机，也流了34小时的血，使原有的感染加重，同时也向医生提供了错误的大量联合使用昂贵抗生素的依据。”
张印月在这家医院还有一次蹊跷的病危：心跳骤停，但血压和呼吸都显示正常。她的亲属告诉记者：“七八名医生不由分说轮番上去捶胸、打强心剂、电击，一点也不见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粘在胸口的心脏监护仪的导线脱落了。监护仪本来该放在床边的，医院为了增加床位把它们都高高地固定在墙上，移动床位时输出导线原有的长度明显不够，从而非常容易造成‘人机脱离’。”
简单地用听诊器听一下，或者搭搭脉搏，这种“把活人当死人”的荒唐事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在重症监护室给张印月作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随身戴着听诊器，他们都已经习惯看着监护仪作记录。
“医改之后医院越来越漂亮，现代化诊疗设备、装备齐全的重症监护室、空调应有尽有，一些以前常用的诊疗用具却不见了，包括最基本的诊查床。我要求医生进行瞳孔对光反射检查，这是一种判断病人死亡的基本诊断方法，医生竟然没有带手电筒，还是我将随身带的手电筒借给他。”
陈晓兰发现：“大舅妈瞳孔扩散，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瘀斑，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的一种假象。”她要求院方撤掉呼吸机，它们的费用是每小时8元，插管的费用另计，一根185元。
医院拒绝了，他们说病人心跳尚存，呼吸机仍有必要。撤下需经医保局同意，否则，医院将承担责任。陈晓兰当场拿出手机询问有关部门，证实并无此项规定。
停药数分钟后，病人的心跳果然停止，院方不得不撤下了呼吸机，宣布张印月死亡。“如果我们不要求，这种活着的假象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星期。”
四
“我现在最担心得癌。”陈晓兰的女儿，一个曾经那么大大咧咧的乐天派贝妮如今变得十分沉默。儿子才6个月，这个母亲坐月子“坐”得骨瘦如柴。
剖腹产再加上镇痛棒，贝妮生完孩子曾像没事人一样直嚷：“妈妈，一点不疼，将来我再给你添一个外孙女！”可是她现在再也不提这个了。
对于女儿，陈晓兰一直心有愧意。她最遗憾的一是没能做一个好女儿，二是没能做一个好母亲。女儿怀孕期间她东跑西颠，女儿坐月子期间她又去了云南。等她回来，女儿已经患上了乳腺炎。
现在药品的质量难以保证，陈晓兰让女儿去医院做理疗。她曾是理疗科医生，知道严重化脓需要拔指甲的甲沟炎，用超短波只要三次就能痊愈，神奇得很。
第一天效果真的非常好，为贝妮治疗的是从前手把手教陈晓兰学理疗的老医生。然而第二天换了另外一名医生，他原是儿科医生，因为编制问题给安排到了理疗科。那个医生开得剂量过大，贝妮做的时候就一直疼痛，等到做完乳汁一滴都挤不出来了，再换其他药物，采用其他治疗，都没有任何效果，乳腺开端可能痉挛了。
“理疗科没有三班倒、传染病，冬暖夏凉，是全医院最让人羡慕的科室，一般只有‘皇亲国戚’才给安排这个优差。这导致了理疗这门学科在我国被弱化。开理疗机器三天就可以学会，真正要领会三年都不够。高频仪器过大的剂量将会造成病人终身痛苦，就像用微波炉烤肉，虽然外面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里面已经熟了。” 《新民晚报》曾报道，因治疗时间偏长，有家民营医院把患者的生殖器烤“焦”了。
贝妮最终因乳房化脓必须动手术引流。主刀医生没计算可能脓肿的面积，也没考虑到乳房的特殊结构，摸到靠第二肋骨上面一个肿块感觉有波动就切开了，其实引流的只是浅层。术后贝妮乳房深层组织全部化脓，高烧一直不退，在用了抗生素的情况下，白血球仍然不断大量生成，有可能引发败血症。于是在第一个切口里还塞着引流条没缝合的情况下，贝妮又开了第二刀，过了四天又开了第三刀。这次足足切了将近20厘米，放了两根引流管。
“我年轻时在农村做赤脚医生，也碰到过这样的病例。我当时也像这名医生一样想当然，以为哪里有波动就切哪里。可是在一边指导的老师告诉我不能这样。乳汁受重力下垂，弧形切口一定要开在乳房的最低点以便于脓液的排出。”
术后换药让贝妮如坠“人间地狱”。整栋楼几乎都听得见一向很坚强的她一直在惨叫，喊“救命”嗓子都哑了。
“没见过那样换药的！我有位病人伤口里有机油必须要清干净，我用刷子刷都没有让人家喊救命。”
本应该用注射器冲盐水进刀口清洗，而这名医生拿着浸着盐水的纱布直接在贝妮的刀口里面擦洗，他不知道自己这个不负责任或无知的举动夺去了一个母亲哺乳的快乐和权力。贝妮的乳腺管全部断了，乳汁无法再流出。最危险的是将来还有可能需要再引流，或因细菌感染引发乳腺癌。
“孩子一直都是人工喂养。”陈晓兰摇摇头，拿起奶瓶去冲奶粉。“我以前总想做外科医生，下放到农村的老医生教我：外科医生要像兔子一样敏捷，狮子一样勇敢，女人一样细腻。那名实习医生可能只记得要大胆了。”
当贝妮在痛苦地哭喊时，护士长忍不住在外面抹眼泪：“从小看着她长大……”这家医院里几乎全是陈晓兰的熟人，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她长叹一声：“水平问题，没把自己放在病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如果医生能把病人当自己、当亲人……”
这正是陈晓兰在《解放日报》组织的一次座谈时谈过的题目：医生学历高并不意味着临床医术高、医德高。我们国家的医护人员培养机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五
3月11日，梅地亚第10演播室，中央电视台2006年度“3·15质量先锋”奖颁奖现场。
“听说您新添了小外孙。”主持人康辉的问候让陈晓兰腼腆而幸福地笑了。她一直希望留给女儿、小外孙的“遗产”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医疗环境。然而前路漫漫，才几个月大的尼科便遭遇了两次变味的“计划内免疫”。
计划免疫是为了预防常见传染病发生和流行，卫生防疫部门根据疫情监测和人群免疫状况分析，按照规定的免疫程序，有计划地对小儿接种一系列疫苗。目前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的疫苗包括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三联疫苗、麻疹疫苗和乙肝(专题 访谈 咨询)疫苗，接种是免费的。在尼科2个月的时候，陈晓兰带他去打预防针，医生除了给孩子开了免费的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另外给他打的防疫针却收费158．9元。
尼科回家以后就发烧了，半夜又哭又闹伴随着尖叫，第二天一早烧到39．2度。陈晓兰困惑地翻开《儿科学》计划免疫一章，上面没有写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我这时想到该看看他究竟打了什么针，预防接种卡写的是型嗜血流感感菌。我打电话去问同学，他怪我怎么当初不看清楚：“计划外免疫不要去打！流感疫苗变异性太大，各地的流行情况又太杂，效果不明显。”可是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那个针属于计划外免疫，有什么毒性、副作用，让我们选择使用还是不使用。”
陈晓兰带外孙去一家三甲医院就诊，值班医生让孩子张开口看一看，说是预防接种引起的白色念珠菌感染。“我去拿药，发现处方上是两种药，病历卡上却多了一种昂贵的抗生素。我去找医生退药，他说：‘不能退抗生素，你想想细菌多么厉害。’我叫起来：‘白色念珠菌不是细菌，是真菌！’”
陈晓兰以前在农村，碰到白色念珠菌感染用2％的小苏打溶液一擦就好了。这次她如法炮制，去药店买了一元多的小苏打溶液在温开水里化开了，用纱布蘸着给孩子擦了一下，结果一擦就掉了。什么“真菌感染”，明明是孩子喝完奶留的奶渣。
第3个月，尼科又要打预防针了，医生这次给开的是百白破，并说现在全部打改良针，收费200多元。
“我坚持要打原来那种计划内的，医生说计划内免疫的针没有了。我讲有没有是你的事情，计划内免疫是国家的基本政策，你没有权力改变。他最后从外面借了一盒药来给孩子打，居然是一盒还差6天就要过期的药。”
其实这两种针免疫目的都一样，只是换了一个剂型，改改名字，就从免费的“计划内”变成了自费的“计划外”。再经过医生的一番“操作”，全面顶了“计划内”的班。一项保护儿童的基本政策，怎么能这样变得充满铜臭！
一起排队的家属们纷纷告诉陈晓兰，他们的孩子都打过改良针，不过是另外一种，也是收费的。
曾几何时，打疫苗已经变成年轻父母们的烦心事了。“计划内免疫怎么收费了？”“经常有通知要打，价格都很昂贵。医生通知打，是经济利益驱使，还是孩子确实需要打，要打个问号。家长也很难自已选择，问医生会碰钉子，可又怕把孩子‘打坏’了。”
陈晓兰曾经就“型嗜血流感感菌”的事情咨询过这家医院的儿科主任。他说：“所有的小孩都打这个针，没有什么反应。”
然而她有一个同学跟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很要好。他责怪陈晓兰：“你怎么会让孩子打这个针，出过很多反应了。”
究竟应该听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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