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救水
东北乡村改水纪实
这个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村落，改水之后像是再次“活转过来”。
撰稿／杨艳萍（记者）
殷秉奇现在的日子过得悠闲起来。这样的日子，源于去年11月村里刚刚完工的改水改厕工程。自从山里的泉水被引入每家村民的灶头，他的病人日渐稀少。对于这种悠闲，他说不上高兴，也谈不上烦恼，或许有几分无法言喻的若有所失，殷秉奇摇摇头，他实在说不清。
1985年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卫校毕业以后，殷秉奇就是汪清县长荣村唯一的赤脚医生。 每年从入伏到上冻之前，他那间小小的诊所总是门庭若市，除了一般的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诊所里最常见的就是闹肚子、高血压等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一人生病，家里再跟两个陪护，小诊所就给挤得满满当当。
乡村诊所一切只能因陋就简，用长荣村村长王守业的话说，两个镊子几片药，就是诊所的全部家当。每年的春、夏、秋三季，拉肚子的村民就开始川流不息地往诊所跑，更严重的往县医院跑，这种情况村里人早已司空见惯。在殷秉奇的诊所中，土霉素、黄连素、泻痢停是销路最好的三种药。过去单是泻痢停，每年就能卖出150盒（每盒10片装）。在长荣村，牲畜最爱生的毛病也是拉肚子。如果一个家庭人和牲口一起生病，一般一盒泻痢停就能全部解决问题。
2005年，长荣村完成了改水改厕工程，殷秉奇诊所的生意，开始每况愈下。村里闹肚子的人明显减少，他的泻痢停也变得销路不畅，改水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泻痢停只卖出去不到50盒，不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现在的殷秉奇，经常有时间在村里新铺的水泥路上溜达一圈，跟农闲在家的邻居们唠唠嗑。他家里还有5亩农田，以前都是妻子一人侍弄，现今他也可以经常搭把手，下地帮妻子干点农活了。病人少了，诊所的生意也清淡许多，殷秉奇开始寻摸要找点其他什么活来维持生计。
井水散发出浓烈的臭泥味
长荣村所在的汪清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内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务人员，月工资刚过千元。村子距离县城70多里，有154户家庭，全村近600村民，年平均收入不到500元。长荣位于高寒地区，有82公顷的耕地，这个耕地面积不算少，只不过大部分是沙石地，地薄歉收，土里刨食换来的几个钱，对村民来说还不够糊口。
长荣地处东北主要林区，长久以来砍树伐木一直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就曾在长荣附近驻扎，有组织有计划地掠夺中国的林业资源。因此早在70多年以前，这里就开通了小火车，将大山深处的林木运出，再经过海路输送到日本。长荣村的村民说，从东北运去的大量木材，很大一部分被日本人沉入水中，至今还在使用。长荣近旁的一道山沟，也因为曾有日军驻守，现在依然叫“守备队沟”。
日本人修筑的这条轨道，直到数年前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山中林木禁止砍伐，才被弃置不用。去往长荣的途中，狭长的铁轨在浓阴密布的山路中一直若隐若现。
林木不准砍伐，失去了林区副业的收入，长荣村民的生活更显艰难。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少数有劳力的村民家里，只能靠上山采摘野菜和打松子来增加经济来源。可是，相对于每家每户的喝水问题，收入的减少还不算最糟糕的。
地处山脚的长荣村，地势低洼，每到雨水季节，山洪倾泻，积聚在离村不到30米远的大草甸子中。草甸子是村里的垃圾场，也是牲畜饮水的地方，常年累积的污水渗入地下，靠近草甸子居住的30多户村民，压出的井水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异味。离草甸子较远的村民家里，压出的井水水质同样恶劣。
长荣村有着过百年的历史。村民的居住习惯是两间房一个院，一家人吃喝拉撒，包括喂养牲畜，就都在里面了。长荣人的饮水过去以手压井为主，井深在2米到5米。以农村现有的技术手段，只要出水就没法再挖深，村民长年累月喝的都是浅层地表水。
东北冬季漫长，水井只能修在家中，距离院子里的禽舍、厕所不过四五米，人畜粪便以及家里使用过的污水受雨水冲刷渗入地下，从地表压出的井水，水质可想而知。2001年，汪清县医疗部门曾对长荣水质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和多种无机盐严重超标，村里患有肠胃疾病和高血压的村民比例，高达80％。汪清县有200个行政自然村，50个村子都存在与长荣同样的问题。
春天冰雪开化以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成了殷秉奇诊所的常客，对长荣村的村民来说，每年拉几回肚子都成了不足为奇的家常便饭。水质问题引起的另一种疾病，后果可能更为凶险。无机盐超标引发的高血压，使不少的村民在后期患上了心脏病、肾脏病、脑血栓甚至脑溢血，尤其在中老年村民中，这类疾病的比例不低于40％。殷秉奇对记者说，村里上岁数卧床在家的老人，一般得的都是心血管疾病，现在瘫在家里的老人就有4个。
原本生活就处在贫困线下，普遍性的疾病带来的医药开销，更使长荣村村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从10多年前，村长王守业就开始一趟一趟跑县城，希望能弄到一笔款子改善村民的饮水问题。无奈这个有25万人口的国家级的贫困县，地方财政同样举步维艰，每年的财政收入刚够自己“吃饭”。水利系统有一笔用于农村改水的资金，但是涉及的村屯太多，分散下去无异于杯水车薪。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部门的改水工程，需要村民集资配合。摊派到每个村民头上，每家要拿出300－400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村民的全年总收入。对于长荣这样的特困村，这条改水的路子基本无望。
姑娘的皮肤也变得透明了
改善水质遥遥无期，一些家里有条件的村民，开始逐步向外迁移。没能力外迁的，只好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土办法给水消毒。过去村里人都有喝生水的习惯，下地回来，从缸里舀起一瓢水咕嘟咕嘟灌下去，一时的痛快，换来的是周而复始的肠胃疾病。不得已，长荣村民渐渐学着喝起了开水。
井里压出的水经常浑浊不堪，到了雨天，井水甚至是黄色的，一股说不出的臭泥味扑鼻而来，闻上去恶心不已。长荣村每家都有口大水缸，井水打上来一定要澄上半天才能使用，澄过水的缸底部，会有一尺多深的水浓稠浑黄，有时里面还浮动着小虫子。
殷秉奇对记者说，村民给水消毒的手段非常简单，无非是烧开，或者在水缸里撒一把明矾。殷秉奇的父辈就是医生，老人告诉他将一种叫“贯苁”的草药泡在水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这种草药在长荣附近的山林里很容易就能采到，回家直接泡在水缸里，半小时后药效就出来了。殷秉奇就靠这种方法，躲过长荣村人几乎无一幸免的肠胃疾病。他把这个土方子告诉乡亲，村民们对此却并不以为意。
2005年年初，经过中国红十字会与挪威红十字会牵线搭桥，挪威船级社（）与挪威红十字会投资50多万元人民币，对长荣村的饮用水和厕所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们铺设管道，从7里以外的山上引来泉水，将水龙头接到每个村民的家中，还为每户村民修建了一个新型厕所，厕所后方是一个粪池，用一块太阳能板覆盖，集聚起的热量使池内的异味蒸发出来，再通过厕所上方的管道散出，这样村民的厕所里再也不像过去蝇虫飞舞臭气熏天，排出的粪便也不再能污染到地下水源。
殷秉奇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好水的缘故，刚喝上泉水的那几个月，姑娘的皮肤都透出些亮色，比过去变得透明了。现在他到外村走亲戚看朋友，人家就会叮嘱他一句：来的时候带桶水。“别的屯子最羡慕我们的，是在家里也能喝上干净的水了。凉水加点蜂蜜，就是孩子们在夏天的饮料。”殷秉奇说。
改水改厕还给长荣村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村里的房子涨价了。同样大小的砖房，在紧邻长荣的十里坪村卖1．5万，放到长荣村就能卖到3万。过去一间土坯房只能卖到700元－1000元，现在至少2000元以上。“那当然了”，一个村民对记者说，“现在新修的一个厕所就值1000多元，再像从前那样卖我怎么会干呢。”
生活环境的改变给长荣村民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这个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村落，改水之后像是再次“活转过来”。2006年从年头到现在，已经有6户人家开始盖新房。而在此之前，长荣村已经有七八年没人提过盖房子的事情了。
回家就能喝到干净的水
挪威船级社在延边的第二个改水改厕项目，放在了延边自治州国家级贫困市龙井市的城东村。小村有54户人家，180口村民中，绝大多数是朝鲜族。村民靠种植玉米和黄豆为生，年均收入不到700元。
走进72岁的朝鲜族老人李光春的家中，老人刚刚吃完中饭，看到来人他把碗筷放到一边，拧开水龙头接了半瓢水，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招呼客人在炕上坐下。这是一处典型的朝鲜族民居，屋顶呈“合”字形，进门就是灶台和一口造型别致的朝鲜族特有的大铁锅，火炕占据了整个房间面积的95％。
李光春一家在城东村已经生活了110年，祖父和父亲的坟地都埋在了这里。他对记者说，过去村里人吃井水的时候，还没什么问题，后来改成压井，胃病、关节炎，甚至癌症，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他掀开锅盖，指着锅底斑斑点点的白色水垢说，以前烧开水，锅底就会糊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怎么也洗不掉，改水以后，白水垢已经开始一块块脱落了。
城东村近200口村民，大部分患有胃病。刚刚就任村长的孙彦民说，以前村干部开会在一起喝酒，谁喝得胃不舒服，找城东村的妇女主任蔡美兰讨胃药，她一准有。大家都知道这个村出来的人胃不好，胃药是常年随身携带的必需品。
村民许桂淑，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尤其到了阴雨天气，疾病发作疼得她整晚整晚睡不着。她一直不知道这与自己每天喝的水有什么关系。看到家里有水井的村民，跑六七里到山上背泉水回来喝，听说还能治病，她也跟着上山背水，胃病和关节病果然缓解了许多。
从此许桂淑开始经常上山背水。夏天气候炎热，水放久容易变质，背水就成了每天必做的事情。这两年岁数大，山路走不稳，许桂淑已经摔坏了3个大水桶。吃水的麻烦和疾病的困扰，使买得起外面住房的村民陆续都搬走了，许桂淑也曾生出过这样的念头，只是她一直没找到价钱合适的地方。水质相对好些的村子，一般的房子怎么说都在1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对许桂淑来说实在太过昂贵。
“现在干活回来再不用上山打水了，多好啊。”许桂淑拍着巴掌说，以前田里的活再累，也要硬撑着每天背水，断了水，一家人该怎么活呀。改水以后，回家拧开龙头，干净的泉水就哗哗地流淌出来，胃和关节也不像过去那样痛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李光春的儿女都去了韩国打工，他的水都是靠年轻的乡邻从山上背回来。每次快断水之前，他都要把村里的人挨个想一遍，看谁又可以帮他背趟水，这件事让他伤透了脑筋。以前夏天水背回来，放在阴凉的菜窖里，就可以多喝几天，后来儿子给他买了冰箱，他就存在冰箱里。现在接通了自来水，不仅冰箱的电费可以节省下来，老胃病也好了很多。“只要不喝酒，我都不用吃胃药了。”老人笑眯眯地说。
在村长孙彦民看来，自从安上了自来水，城东村平白多出了不少劳力。过去一年下来，村里总会有几块荒地，今年一块地也没有落荒，这和改水后腾出了更多劳力有一定的关系。对于修厕所，村民开始并不完全接受，每家都有厕所用，新修一个干什么，还不如把钱用到别处。
“等厕所修好了，他们才觉得确实不一样。过去厕所臭哄哄，现在基本闻不到臭味了；过去家里苍蝇多，进门一抬头，天花板上黑乎乎落一层，现在粪便进池，再用草木灰一盖，基本能起到灭菌作用，蝇虫无法繁殖，家里也就清静多了。”孙彦民说。
现实的困境
长荣村和城东村的村民无疑是幸运的，至少从现在开始，他们再也不用为喝水的问题犯愁了。可是根据中国水利部透露的数据，目前中国有超过3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仍旧无法达到国家制定的饮水标准，其中约有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在今年3月21日“世界水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面对媒体就沉重地表示，中国每年因饮水水质问题造成的对人生命的危害，实际上要高于洪水造成的伤亡。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目前华北、西北、东北和黄淮海平原地区的6300多万人饮用水含氟量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造成驼背病、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一些地区还新发现长期饮用砷超标的水，造成砷中毒，导致皮肤癌和多种内脏器官癌变。而病原微生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的地区，易导致疾病流行，有的地方还因此暴发伤寒、副伤寒以及霍乱等重大传染病，个别地区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近年来，局部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回升，疫区群众因生产和生活需要频繁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疫水，造成反复感染发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000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启动农村饮水解困项目，国债资金、海外援助、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以及群众自筹资金，总投入超过200亿人民币，已使5700多万农村人口脱离“饮水难”的困境。
2005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让人们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将是本届政府奋斗目标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又提出要抓好重点城市污水处理，综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
政府改善农村饮水问题的力度在不断加大，现实面临的问题却不容乐观。在“十五”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建设项目中，已建成的只占计划的1／3，还有40％的项目尚未动工。完成“十五”计划建设任务所需的资金，约有1200多亿元没有到位，占总投资的2／3。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字。
获得洁净和卫生的饮用水是人的基本权利，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和保障。尽快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早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日前透露，国家正抓紧制定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及2005年－2020年农村居民饮水安全规划，逐步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力争到2015年解决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到2020年完全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国乡村水改战役，序幕才刚刚开启。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我们将会开展更多的‘清洁饮用水’项目，并会把我们风险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运用到中国其他的公益项目中。”
撰稿／杨艳萍（记者）
郝克兰，挪威船级社大中国区总经理。日前，本刊记者就东北乡村改水等问题，专门与他进行了访谈。
记者：挪威船级社在世界各地从事了许多社会公益项目，出于怎样的考虑，你们在中国选择了吉林农村的改水改厕项目？
郝克兰：首先要说明的是，吉林延边长荣村与城东村的改水改厕工程，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社会公益项目。
大约两三年前，挪威船级社决定选择一家重要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实现作为企业公民的责任。我们在全球有100多家办事机构，因此我们希望寻找一家网络分布同样广泛的机构，以便于相互之间进行全球性的合作。通过所有员工的投票选举，最终我们选择了红十字会作为合作对象。
我们一直认为，清洁饮用水也许是本世纪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一些地方以国际水准来衡量，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农村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由于家庭和社区水质及卫生条件差带来的危害。通过选择清洁饮用水项目，使我们感到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从而可以发挥我们在本地的能力、知识和热情。
以清洁饮用水项目作为我们为之奉献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与挪威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选择了吉林农村的改水改厕项目。
记者：与当地红十字会的合作，还包括其他什么内容吗？
郝克兰：当然，除了项目本身，还包括卫生设施的建设，以及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在与当地的合作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参与的工作。通过这两个项目的实践，无论是我们还是当地政府，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应用到这个地区的更多乡村，能够帮助更多的村民获得清洁的饮用水，并改善他们的卫生条件。
记者：你曾经亲临吉林延边的乡村，在那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郝克兰：今年5月我第一次去了吉林延边，参加了城东村的通水庆祝仪式。这些乡村是中国这一区域的代表，村民热情好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每个村民都能相互帮助，一起应对挑战，解决困难。
我去参观了村民的家，并和他们进行交谈。我曾经在韩国生活过几年，因此可以用简单的朝鲜语和他们对话。村民们高兴地向我演示在家拧开水龙头，清澈的山泉哗哗流出，这使我激动不已。在有限的资金下，当地的政府和村民对项目进行了周密科学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优良的工程效果，对村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人人都应该享有清洁饮用水和安全卫生的的生活环境。
记者：对于在中国的公益事业，挪威船级社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郝克兰：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通常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即资金的援助和充分利用挪威船级社的核心能力、知识和资源。在吉林项目上，我们提供了在风险管理上的核心能力，以确保项目的计划和实施达到最优。
作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机构，我们的目标和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因此在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中，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我们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88年，那一年我们在厦门建立了办事机构。
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是长期的，现在我们与中国红十字会有着密切的合作，并且计划今年秋天加深这种合作。我相信我们将会开展更多的“清洁饮用水”项目，并会把我们风险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运用到中国其他的公益项目中。目前已经开始论证的一个新领域是：紧急撤离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意在减少洪水期间人员伤亡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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