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家医院组织的调查显示：因为所承受的压力大，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

　　（《杭州日报》7月17日报道）

　　这是近一两年来第N次看到“公务员压力大”的报道了，跟以前一样，这条新闻一出来就遭到公众如潮的质疑：公务员压力如此之大，为何每年还有那么多人奔向公务员职位？而据中国压力报告显示，转型期的中国人充满压力，从失业者到农民工，比公务员压力大的群体多了去了，为何公务员身上那点儿压力被频频提上公共议程？

　　在我们的体制中，公务员是一个掌握着许多资源分配权力的特殊群体，有时有人能把这种资源分配权在潜移默化中转换成另一种权力———设置议程的权力：通过审批经费赞助学术会议、资助研究项目、设立专门课题组等方式，设置有利于本群体利益的公共议程。

　　来看看“公务员有更强烈孤独感”这条新闻，媒体报道说这是由某院院长牵头的课题《公务员人格特征与考核绩效及个体幸福感关系研究》的结果———医院为何要选择研究公务员这个群体，院长又何以如此重视这个课题？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掌握着课题经费的审批权，研究什么课题拨多少经费需政府部门点头。在这样的审批体制下，为使课题顺利通过或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经费，许多课题必然会把关注点放在作为经费审批者的公务员利益身上。如此，公务员压力的议程就不断被不同层级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设置出来。

　　搜索新闻资料发现，各地存在许多研究公务员压力的课题组———正是这些政府资助的课题组不时发布出一个个调查报告，在议程设置中营造出公务员压力很大的公共印象，凸显出公务员的“弱者形象”，或转移社会对公务员的批评。失业者和农民工的压力虽然更大，但他们手中没有经费，也就吸引不到反映他们现实压力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许多类似的景象，“高薪养廉”之所以不断被提起，在于一个个反腐重点课题的支撑；廉政账户、货币化赎买政策所以在一次次试错后不断被捡起，也在于专家研究课题的支撑———显然，也是某些权力之手掌控着反腐研究的议程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