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已经过去了20年，今天如果把三星堆的发现成果放到以殷墟、二里岗为代表的其他商文明发现中进行比较，其结果依然是令人震惊的。”昨天下午，在回顾20年前亲历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时，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当年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依然用了“震惊”二字：“这绝不仅仅因为1986年7月18日和8月14日，在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两个商代蜀国大型祭祀坑，更因为像‘纵目面具’那样，显示人物眼睛夸张外突的脸部轮廓，即使在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脑海里，也久久跳不出可以为之命名的字眼。”

　　发现 神秘而诡谲

　　东方早报：您能介绍一下当时考古的情景吗？

　　陈德安：据我们后来分析，这两个坑的年代相距约百年。其中一号坑距今约3400年左右，2号坑距今约3300年左右。两坑的器物，是两个宗庙先后被毁后，将宗庙内的用器包括礼仪用器、神像、神灵、祭祀用品等，以祭祀礼仪的方式埋入坑内。宗庙用器属于国家重器，这些文物直接反映出古蜀国精湛绝伦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玉石器、黄金器加工工艺；器物的造型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且十分神秘、诡谲。

　　东方早报：这些出土器物主要可以分为哪些类别？

　　陈德安：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分析，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可以分为四组，一组是具有强烈的本地文化特征的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另一组是以青铜容器和部分玉石礼仪用器为代表的年代偏早的商文化因素；第三是以罍、尊为代表，受商文化影响，在陕南汉中、重庆三峡以及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均有分布、年代偏晚且具共性的文化因素，蜀地以外的这一部分因素有可能是蜀文化向外辐射的结果；第四种是虎斑纹贝和环纹货贝等海贝。

　　推断 商文化催生

　　东方早报：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分析、推测近年来有没有获得比较重要且有说服力的旁证？

　　陈德安：三星堆以及近几年成都金沙遗址都出土大量的玉石器、金器和青铜器、象牙等文物，都说明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一处商代青铜文明中心。金沙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我们之前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三时期后段，也相当于商代晚期偏中间段，古蜀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推测。

　　东方早报：那如何解释远离商文明中心的古蜀国有这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陈德安：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曾采用现代同位数质谱技术，通过对中原商代部分青铜器和三星堆部分青铜器进行跟踪研究，结果发现两者自二里岗至殷墟二期这一阶段的青铜器的铅大部分都属于低比值异常铅。从初步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二里岗至殷墟二期之前，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矿料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蜀人从西南地区获得的。假如这一推断可以成立，说明商势力进入蜀地，目的不是单纯政治上的控制，而是资源上的获取。商人在西南地区开发矿产资源，促进了蜀人的文明化进程，这是古蜀文明高度发达的主要原因。

　　东方早报：三星堆遗址发现后，有学者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之说，认为至少从商代晚期起，中原地区就开始通过蜀地，再经云南，与中亚、西亚地区进行文化、贸易上的往来。三星堆为此提供了什么依据？

　　陈德安：“蜀”的历史正史中并无记载，仅以神话传说的形式保留下些许梗概。在甲骨文中，有关蜀的记载多达数十处，另外，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二里岗至殷墟时期的器物。这些说明在整个商代，商文化对蜀文化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甲骨文中记载的蜀，应是巴蜀之蜀。

　　东方早报：从遗址发掘出土至今整整20年，您认为三星堆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陈德安：应该说是向世人展示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吧。除了建立三星堆博物馆之外，近两三年里，古城墙也全部实现了退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分布、文化内涵、城池的布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