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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省长、发改委副主任
——陈德铭的四年三大步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10天，陈德铭完成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
6月14日，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5日，明确了分工的他，已经站在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总结座谈会的主席台上。
“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强规划的约束功能，使规划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限制不计代价的盲目发展……”他侃侃而谈。
20多天前，他刚刚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在那个位置上，他呆了一年零七个月，尚有许多未了之愿。
向前推四年，毫无征兆地，他从苏州市委书记位上被调至陕西。那时，首长对他说：“德铭同志，只有东部的发展而没有西部的崛起，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人既懂得东部，又了解西部，人生才更有意义。”
现在，站在了国务院第一大部委的新平台上，这位“苏州模式”的缔造者、“具有沿海、内陆工作双重经验”的发改委二号人物，将如何给他的期待者们一个新惊喜呢？
几乎“读不下去了”的博士官员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陈德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痴迷无线电，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少年宫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组长，“高中毕业时就能自己组装电视”。
时至今日，他的家中还经常备有一套小工具，有时家电什么坏了，他愿意自己动手修理。一来是喜欢，二来也借此调节、放松一下工作中的紧张情绪。
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陈德铭的正常人生轨迹。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由此掀起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全国当年共有267万多知青下乡！
陈德铭无法例外，1969年4月，20岁的他踏上了南行江西的列车，去的目的地是瑞金，“红色故都”。
“在江西一待我就待了十年九个月，其中有五年是在崇山峻岭的生产队里面。户口也迁过去了，粮食也有供应，每天打工，记工分，得靠自己的生计来维持生活。”
身为部级高官，陈德铭坦然承认，那时候，作为上海知青的他，“晚上偷过一根黄瓜的有，实在嘴太干了”。只是他不喜欢用“偷”这个字，因为“觉得像孔乙己那样窃书不算偷”，“这个黄瓜属于窃过”。
在江西瑞金谢坊镇的崇山峻岭里呆了5年之后，陈德铭有机会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今江西农业大学）农机系就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江西省农机局工作。三年后，因为夫妻分居的原因，他被调至江苏省食品公司。
此后，陈德铭的仕途步入快车道：1982年任江苏泰州肉联厂副厂长；1984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1985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当时，他年仅36岁，春风得意。
他不满足，在利用到下面挂职锻炼期间，恶补英语和经济学的知识，于1988年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攻读数量经济硕士学位。
“那时候，不像现在官员读书的风气这么浓，大学也没有给官员单独开口子的习惯，陈德铭考数量经济学研究生，需要考高等数学，完全靠自己。”陈德铭的导师周三多教授说，陈德铭读到一半的时候，由于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而专业课和英语又比较难，几乎无法读下去了。
“那时，他就跑过来和我说，读不下去了，我就劝他和当时的省长顾秀莲讲一下，脱产专门过来学习。”周三多说，陈德铭听从了他的建议，脱产在南京大学专心读书，吃住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天天和外国同学泡在一起，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1996年，已经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德铭再次入南京大学深造，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为数不多的博士官员。
从苏州到陕西
1997年12月，陈德铭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开始为政一方。
当时，苏州正处于风口浪尖。
原来，苏州市于1992年在老城西部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苏州新区；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在老城东部建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高规格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孰轻孰重成为考验领导智慧的一道难题。
1997年12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评论。
苏州新区开发已有时日，10多万常驻人口，可是新加坡方面建议中国将其关闭或暂停发展，陈德铭不同意，他顶住压力，认为应该让其“继续发展”。
如何安抚中新两国合作的工业园区呢？
在请示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并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之后，陈德铭明确表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的重中之重，苏州新区将只作为一般性的商业招商，我政府不向外界推荐。”
“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陈德铭幽默过后，开始亲自担任工业园区的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在和新加坡有关方面谈判过程中，这位善于学习的市长，感受到了新加坡管理制度的优越。他把大量苏州的干部送到新加坡培训，不仅苏州工业园，苏州市所辖六个县主要干部全部到新加坡轮训一遍。
“新加坡和中国合作工业园实际上是两条线，一条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主要是帮我们培养人才，告诉我们一些管理的经验。另一条是双方共同开发，这一点是用市场和商业化的方法，大家出资。”
“现在看起来，共同出资开发，是我们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可以做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国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何更快地熟悉和了解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德铭说，现在苏州很多干部调任外地，很重要的也是国家要充分利用他们这种看问题的理念、方式。
摆平了“洋苏州”和“新苏州”的矛盾，派出官员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陈德铭开始腾出手来进行“老苏州”的治理，投入巨资进行河道治理以及沿河古迹整修。
2002年5月，正当他希望在苏州有进一步作为的时候，一纸调令将其从经济发达的沿海送到西部大开发主战场——陕西，三天时间，他从苏州市委书记变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1月，任代省长。
“陕西有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地缘优势，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不能照搬苏州等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他这样说。
然而，无意之中，他还是利用了过去的成功经验：上任不足一月，他率领陕西经贸代表团赴香港招商引资；任内，亲自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写信，邀请其到陕西访问，并派出代表团到新加坡，希望能与该国展开全面合作……
“陕西有三大优势：一是资源；二是科教、文化；三是区位优势……”面对媒体，他不遗余力地四处推介陕西。但与一般内陆官员不同的是，他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公共政府：“政府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大家自己去拼搏、去创造，以实现改善生活、提高收入的愿望。但提高收入并不是伸手向财政要钱。”
“哪个是陈德铭？”
“文革”中，陈德铭下乡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江西瑞金当知青磨练了十年，这使他懂得了农村的贫困，了解了百姓的艰辛和他们的愿望，“对自己人生是一种财富”。
为官后，和许多平民官员一样，他频频推出亲民举措。
2006年的第一天，寒冷的清晨，他踏雪来到了陈家山“11·28”矿难警示碑前，敬献花圈，悼念亡灵。
2004年11月18日，刚当上代省长20天，他就到陕南农村走访。走进困难群众李家田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李家田都懵了，不知道该如何招呼这位贵客，只是手足无措地跟在他的后面。
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奔走在陕西各条高速公路上。这位细心的上海男人注意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厕所并不令人满意。有一次他实在看不下去，便把负责人叫来询问，这位负责人却说厕所一直没有人管理。
“政府每年投这么多钱在高速公路上，养这么多人管理服务区，连一个厕所都搞不好，这反映出我们的管理水平。”陈德铭常常能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
还有一次，他去南五台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村子的上百名群众围住，投诉土地违规征用问题。
“当时车子在高速下坡的时候，突然两边有几十个人不顾生命危险跑出来拦车。驾驶员也没有思想准备，一个急刹车才停下来。当时老百姓非常激动，说‘哪个是陈德铭，下来下来！’这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果然，我下车接待他们后，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他们的两个代表过来和我对话，他们非常清楚国家的法律，也非常礼貌。所以我想，很多群众矛盾的激化，跟我们的工作粗放是有关系的。”
陕西省出现“宝马案”，刘亮爬广告牌揭露问题后，陈德铭请分管副省长连夜召集会议，布置查处。
“我们不怕有错误，只要自己真正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可以在工作中改正，最后大家会理解的。”他这样说。
“这不是省长来了吗！”
与一般官员喜欢表现自己拼命工作不同的是，陈德铭这位饱受西方为政传统熏陶的官员，更喜欢将工作和生活分开。
《南方周末》报道说，他经常在双休日的时候对秘书和办公室人员说：“我自己出去转一转”，和爱人一起叫上司机开车就走了。
一次他和夫人走到一个山庄，经理看到他大吃一惊：“这不是省长来了吗！”
由于早年和爱人在桂林结婚，在陕西工作期间，陈德铭没有惊动任何人，联系了旅行社安排，悄悄地到桂林旅行了一次。
“一个省长以这种方式去旅游名胜地，也能够多了解一些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比如车子是怎么挤等等。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不过还好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陈德铭“平时最大的放松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尽可能和爱人在省政府大院里走四点五公里路”。
“为什么路程这么精确？因为我用计步器量了一个月，是四点五公里不会错。绕着省政府大院，固定的路线，大概三圈多，基本上是45分钟走完。有时候碰到会议、接待、外出啊，就不能保证，但是八成的时间我都能坚持。”
“在现在这种矛盾凸显期，除了个别腐败官员外，省市两级主要领导的工作是勤奋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一个科学的生活方式，是支撑不下来的。我们自己要创造这种锻炼的机会。”他说。
在秘书的任用上，他也与众不同。当年在苏州市任上时，他的秘书不是文秘专业出身，不是学行政管理，居然是个计算机硕士！
“现在许多秘书工作需要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苏州市不少工作与IT业有关。许多技术问题，比如宽带网啦，传送图片或图像啦，三网合一啦，不懂点技术，连用都用不好。况且，要搞好工作光懂得使用是不够的。”陈德铭认为，有了计算机基础去学行政、文秘，上手比较容易，而学行政、文秘的去掌握计算机，往往难以深入下去。
据悉，陈德铭的家庭很简单，太太是他“青梅竹马的同学”，有一个孩子在外工作，不在身边。他有空会陪太太聊天、散步。太太对花卉很有研究，这方面是他的“老师”，而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父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三个省长出自苏州
苏州是个出高官的地方，有实例为证。
梁保华，现任江苏省省长。1945年出生，1998年6月任苏州市委书记，2001年升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2002年12月后任江苏省代省长、省长。
陈德铭，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1949年出生，1997年12月任苏州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01年1月任苏州市委书记，2002年5月当选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0月任陕西省代省长，后任省长。
2006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二的副主任。
王珉，现任吉林省省长。1950年出生，2002年5月出任苏州市委书记，2004年10月调任吉林省代省长，后任省长。
章新胜，现任教育部副部长，1948年11月生，1989年至1997年连任两届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0年起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副部长。
王荣，现任苏州市委书记，1958年出生，2004年10月从无锡市委书记调任苏州市委书记，11月，进入江苏省委常委序列。
从梁保华、陈德铭到王珉再到王荣，四任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梁保华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章新胜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陈德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而王珉与他的接任者王荣都有共同的特征：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典型的学者型领导。
不仅苏州市主要领导大都升迁迅速，在苏州市下面各区县工作过的主要领导，也大都会被委以重任。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以台资经济名声赫赫的昆山，在行政级别上还是一个县级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两个副省级干部。
上世纪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和他的继任者张卫国，均已官居江苏省副省长。
张卫国调走后，季建业2000年8月上任昆山市委书记，一年还没有任满，便于2001年7月被突然调往地级市扬州，出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他的接任者张雷上任一年多，即出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
从昆山升迁的并不止于市委主要领导。曾任昆山市长的周振华现任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同样任市长的郑坚，现已调任省地税局局长，而曾在昆山开发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王金华，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
调出的不仅仅是昆山的干部。曾担任县级市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的蒋宏坤，今天是计划单列市南京市的市长；而另一个县级市太仓市的市委书记徐建明，也曾调任常州市市长。
苏州干部纷纷在省内外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乃至全国的大面积推广。陈德铭调任陕西，开始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积极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王珉在吉林，也是马不停蹄地穿梭于香港、俄罗斯等地，为吉林招商引资做贡献。
张卫国调到镇江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把城市改造一番，建了一条引资大道———这正是昆山特色的做法；颇有意思的是，张卫国的继任者季建业也被调到一江之隔的扬州任市委书记，上任没多久，便迅速开建了一条引资大道，接着同样是打造开发区和引资———典型的昆山套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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