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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经常出其不意，不仅使得市场当事人无所适应，给现实的经济生活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也使得其加息政策效应弱化。因此，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不仅能够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正向效应，也能够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这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一个基本要求。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在美国这个市场经济发达、法律制度健全、历史数据连续的国家中，每当经济生活发生一些大小的变化，都能够通过系统的经济数据反映或表现出来。根据这些数据，不仅美联储能够对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市场经济分析员也能够分析整个市场的未来走势和美联储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这样，市场就能够提前消化美联储可能出台的货币政策，提前把风险锁定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美联储最近的一次加息，基本上80%以上市场经济分析员都预测到了。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一出台，市场反而反应平常。
在中国，尽管央行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如美联储，尽管央行的独立性有多大仍然值得市场质疑，但是，近年来央行的每一次决策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却不可小视。在这几年中，央行的任何一次决策举动都会激起国内外市场激烈反应。既然央行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这样大，那么对央行政策的事前了解和事前分析，应该是市场的题中之义。
但是，对于中国央行来说，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早些时候，由于金融政策完全由政府所主导，计划经济阴影犹在，加上市场行为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敏感，因此，市场的当事人对央行货币政策变化不会有多少反映。如2004年之前的10年里，央行连续降息9次，但居民的储蓄存款同样快速上升（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最近这几年，随着金融市场化的程度提高，国内经济全球化上升，居民债务债权关系的变化，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敏感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虽然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关注，市场分析员却无法根据公开的数据来分析国内央行货币政策的趋势，更无法预测央行政策何时出台，使用什么货币政策工具。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整时，央行出其不意还情有可原，但如果这种出其不意仍然不断出现，可能会弄巧成拙。
今年以来，随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过热，银行信贷快速上涨，国内房价不断飙升，市场预期国内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又会开始。当时，市场预期央行会动法定存款准备率，但实际上央行动的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等。而当市场预期会调整银行利率时，央行却动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在上个星期，对于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市场广泛传说央行在短期内会加息时，央行却没有一点动静。甚至于央行有关负责人出来说，央行执行的货币政策都以宏观经济的运行为依据，是否加息目前无法透露。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的暧昧态度，央行高层一直对加息问题避而不谈，而总是希望选择出其不意。我想，这与现行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是不相符合的。
有人说，央行“出其不意”的做法显示了央行宏观调控艺术越来越成熟。但事实上，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基本上公开透明相比，央行对加息的出其不意态度不仅不能表现出央行调控政策的成熟性与艺术性，反而对实体经济容易导致不良的影响。如将进一步刺激金融投机，引发更大通胀，使经济软着陆更难实现。上个星期国内股市出现狂泻4%就是对这种出其不意的加息传闻措手不及以至有些恐慌的反应。
在最近的几次利率调整中，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整手法有不少质疑。每当市场出现加息或减息传闻的时候，央行管理层经常采取断然否认的做法。当人们确认不会出现利率变化的时候，央行却突然加息或减息，一方面使市场各方措手不及，同时也使央行自食其言。这种做法肯定会削弱央行政策的权威性而失信于民。
一般来说，利率作为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它的变化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行为。加息或降息也是金融市场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市场完全可以根据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情况来预测到何时加息、加息的幅度。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经常出其不意，不仅使得市场当事人无所适应，给现实的经济生活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也使得其加息政策效应弱化。因此，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不仅能够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正向效应，也能够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这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一个基本要求。
谁能在死海边活得安宁
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去年到约旦开会，正是阿拉法特去世一周年之际。住在死海边上的酒店里，自然要拜见一下著名的死海。在空旷的暗夜里，死海沿岸只有一处灯火点点。一位约旦学者向我们介绍说：“那里就是以色列。”于是，同行的中国学者突发奇想，既然距离这么近，能不能申请签证，一睹这座中东千年古城的容颜。以色列海关官员的答复很客气：“我们对约以边境往来有严格的安全检查。我建议各位还是回到北京，再寻求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因为，从北京到特拉维夫，要比从死海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容易得多。
当时是中东难得的一刻平静。阿拉法特已经去世一年，但是阿巴斯已接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事务，而巴勒斯坦内阁选举尚未开始。人们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复苏抱有一份信心。只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去机场的路上，一位巴勒斯坦籍的约旦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们：“斗争从来不会停止，只不过看它用什么方式出现罢了。”他说，阿拉法特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阿拉法特死后，新的“阿拉法特”也要从斗争中诞生。
回想起来，那位驾驶台前插着巴勒斯坦小国旗的出租车司机真的不幸而言中。对阿拉法特们如此，对沙龙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从7月初开始为了以色列士兵的生命，一场权力的洗牌之争又开始了。这种权力洗牌是内部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需要向国内的反对派证明他并不软弱，堪当大任；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法塔赫而言，一场冲突可能改变目前的权力僵局；甚至真主党游击队都拥有一个可能夺取国内话语权的机会。
这种权力洗牌又是外部的。此刻的中东，旧的强人政治已死，而新的强人政治还未诞生。在一个缺乏制度稳定性，也缺乏相互制衡的地区，各个权力之间只有通过重新博弈来取得控制权。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内塔尼亚胡、拉宾、沙龙无不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从巴勒斯坦的历史来看，阿拉法特、拉辛这些熟悉的名字，也是和战争、袭击联系在一起的。更不要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战乱不断的黎巴嫩了。进而言之，此次冲突也有可能对以色列－伊朗的对抗局面产生影响，引发国际力量的介入。
其实，从2000年开始，据以色列媒体的不完全统计，以色列边境哨所被袭击次数超过65次，死亡士兵超过100人。尽管生命从来都是平等的，但是这次以色列哨所被袭击，士兵被绑架成为了各方等待已久的导火索。从积极一面来说，目前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对抗中，更多的不是为了无法调和的利益，而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一揽子解决僵局问题。冲突只是达到目的的形式而已，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死海就是今天巴以的写照，明明是一潭死水，无人可搅得清波。但是死海的诞生，却是不同陆地板块之间激烈撞击与分离的结果。没有撞击，就没有死海。而今天在死海考古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恰恰证明了这种撞击毁灭了他们的家园而不可再生。达到权力稳定结构的争端，使得中东一再失去信任、加剧仇恨。足以让我们担忧和悲观的是，如果千万年后这里仍然一再要通过搏斗来诞生王者，那么死海真不是一个吉利的名字。
我记得在死海边漫步的那个寂寞黄昏里，死海已死，约旦河隐约可见。今天中东的悲剧，其实也是全人类的悲剧。只是不知道联合国、美国或者欧盟的调停人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抽空去死海，感受一下死的寂静和悲哀？
欢乐假期？教育旺季！
萨伯特
出版界人士
很多年来，寒暑假的到来已经不能让小学生的神经为此兴奋了，暂时离开学校的孩子毫无例外地被投入到众多的补课学校里。兴奋的是这些“教育产业”的老板和业余时间出来赚外快的老师，因为教育这个市场在假期才迎来了真正的“旺季”。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深入到这个教育的怪圈，见识在这个怪圈中的当事人：公立学校、民办补课机构、家长和学生。教育部门对中小学假期补课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老师私自开班讲新课也不是什么奇闻。公立学校补课被堵死，民办补课机构正好借此大展宏图。于是，刚刚放假的学生，大都被家长安排在各种各样的补课班中。在这个怪圈中，家长投入不菲的补课费，学生丧失了一个欢乐的假期。
在这场补课风潮中，是谁推动了这个体系的高速运转呢？
我曾参加过一个社区的调查。这个社区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95％参加课外补习，每周课时在4~8小时，一二年级小学生有80％参加课外补习，每周课时在4小时左右。家长每月在文化课补习上投入的费用在150元~320元之间，这还不包括非文化课补习，比如书法、绘画、舞蹈、音乐、跆拳道等。在我的调查中，每月支出上千元补课费、孩子学习课程超过6门、每周补课在5天以上的竟然不止一例，令人瞠目结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补习课程。我所在的城市，小学升初中仍有一些重点中学持有“掐尖”的特权，入学考试被冠以“综合素质测评”的美称。为了抗衡补课学校的提前培训和押题，考题越来越离谱，与之相佐的是补习课程泛滥无度。小学生英语补习以初三水平为目标，素质综合则包括大学语文、高中历史、科学史、艺术史、社会百科、物理化学常识、脑筋急转弯等，让人怀疑走进了某个特殊的大学课堂。
素质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在所有的口号与改革稍息之后，我们所见的素质教育不过仍然是一个糊涂的概念而已，因为近年来所标榜的素质教育成功的典范仍然是以考上清华、北大乃至于牛津、剑桥为标志。更为可悲的是，素质教育的提出，使应试教育也披上了这个美丽的外衣。在这个外衣下打拼的学生实际面对的是更残酷的考试竞争，所接受的是更严格的应试教育，小学生的肩上无形中又多了一个更加沉重的“书包”。
在关于补课的行政命令、媒体曝光与争论背后，表现出的是教育本身的失语。民办补课学校的生存理由，在于正规学校无法提供针对学生个体的特别教育，更在于正规学校无法面对日益怪异的各种升学考试；家长为课外补习推波助澜，是因为获取优秀教育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补必然处于劣势；正规学校为了增强竞争优势，必然想尽办法争取优质生源。更何况，还有一些学校因为受到政策的“惠顾”，享有“掐尖”的特权，优势显赫，致使考生数量庞大，“掐尖”难度越来越大，只能把考试越做越难，越做越怪。而所有的补课班又都唯升学马首是瞻，怪圈由此形成。
据说，某城市在暑期来临之际，发下红头文件严查假期补课。不知道严查的范围包不包括民办补课学校，如果包括，第一个反对的肯定是家长，因为考试和升学的“紧箍咒”并不会因此从学生的头上消失。
一流的大学不能没有一流的文科
葛洪义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香港多所大学挺进内地招生，吸引了众多内地最优秀的考生报名，进而引发了“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大学”的热议，这个话题不仅引起了大量的考生及其家长以及高校师生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各界进行高等教育大反思的公共话题。北大、清华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力军，又是众多国内高校赶超先进的样板，何以不如香港的大学具有竞争力？笔者以为，大学文科的弱化是其中一个即使不是最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模式，将大学专科化。一时间，出现了各种单科性院校，诸如医学院、工学院、政法学院、商学院等；仅剩的几所被称为“大学”的高等学校，也偏向单科，例如北大偏向文理，清华倾斜工科。“文革”中，文科又受到严重摧残，思想禁锢，首先就是禁锢文科。“文革”结束后，高等学校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中，文科再次遭受猛烈打击。目前，高等学校的一切评价机制，都是按照理工科的标准设置的。因此，根据全国几大高校排名榜，排名靠前的大学绝大部分都是理工科比较强或者干脆就是理工科大学。北大落后清华、复旦落后上海交大，多少都与这个排名办法有关。因此，学校排名要提前，合并一个工学院或者医学院，就成为一条捷径。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国高校大合并，导致一些超级大学出现，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文科偏弱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有所加强。
文科的弱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需要大楼、设备、经费、论文、项目，但最需要的则是大师；之所以需要大师，不是因为他有知识，而是因为他有思想。正是各种自由的思想构成了大学最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大学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和我们的精神家园。“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语）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些我国教育领域的名言名句，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结晶。我们的大学经常有一个误解：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对口于社会需要。按照这个认识，大学必然沦落为生产实践机构员工的培训机构；按照这个逻辑，文学、历史、艺术、哲学、伦理学、地理就都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大学再也没有产生像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冯友兰、季羡林这样的大师和独立的思想，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丧失了社会批判的能力，不仅没有批判和抵制世俗、媚俗、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等社会不良风气的能力，而且，还为其推波助澜。这样的大学，也就自然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强文科建设的迫切性。国内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传统理工科大学，也开始重视文科的建设，例如清华、上海交大、华工等，“文化兴校”成为一些高校的重要办学方针，这是我国高校向高水平大学迈进的重要举措。古语说：“文死谏，武死战”。其中尽管有一些封建的东西，但是，它褒扬文人为真理而力争的道理，千古不变。一个大学需要文科，不是为了培养工匠式的劳动者，而是为了缔造光荣的历史，培养优良的学风，守望社会的良知，积累国家的智库，塑造精神的家园。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创造新思想的大学，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一个一流的大学，固然需要一流的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管理、法科等，但是尤其不能没有一个一流的文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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