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和河南安阳殷墟相继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共拥有33项世界遗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大国。此外，还有60多个项目被列入申遗清单，正在排队等候审议。

　　在好消息传来的同时，也有令人担忧的报道见诸媒体，《中国青年报》就报道说，三江并流自2003年被批准为世界遗产之后，连续在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今年4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派出一个专家组，专程前往云南评估三江并流可能面临的主要威胁，并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补充材料，以确定是否将三江并流列入濒危遗产目录。

　　一方面是不遗余力地申遗，一方面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可能性濒危，这种矛盾折射出我国在保护自然与文化遗存方面的窘境。窘境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某些地区在申报世界遗产时抱有带动经济发展的功利目的，却没有明确意识到作为世界遗产的历史与现实责任，二是经济活动极度活跃与社会的持续变迁，给世界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成功之后，有关人士就兴奋地告诉记者，“世界遗产将极大地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之后，也有官员告诉媒体，此事将“为当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这些言辞中不难看出，申遗的着重点并不在于更好地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而是要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为地方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搭起一座金桥。

　　从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以自然和文化遗产拉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样的动机与世界遗产公约的初衷存在着一定的裂隙。比如说，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十分脆弱，如果当地旅游业真的因为申遗成功而受到“极大刺激”，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必定也相应受到刺激，在缺乏有力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申遗成功未必不会演变为大熊猫的噩梦，这样的前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一旦进入世界遗产目录，遗产所在地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历史与现实责任，也就是说，要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三江并流之所以连年受到“重点监测”，原因就在于三江流域已经有10多所水电站正在动议之中，一些地区为了开采铜矿和铅锌矿，还试图对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自然遗产的“完整性”正受到切实的威胁。三江流域的水电开发问题，在社会各界一直都存在着严重的争议与分歧，要在三江并流“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和当地群众的生存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也殊为困难。但是，既然已经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中国就必须践行自己的承诺，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代表团在维尔纽斯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在三江并流遗产地或周边地区兴建大型工程。应该说，这样的表态符合世界遗产的保护宗旨，也体现出了中国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历史眼光。

　　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天然就存在着辩证的张力，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当我们为世界遗产申报成功而欣喜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光环上所承载的沉重责任；当遗产地正准备“趁势而上”大干一场的时候，他们更应该好好温习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