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儿童精神病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住院病人数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门诊就诊数量同样显示，儿少精神就诊病人正在增加。199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门诊每周3天开放，平常每天就诊人数大概十多个，周末有20到30个，现在，儿少精神科一周7天开放，每天平均就诊就有30人左右。
撰稿／黄 祺（记者）
他们是折翅的天使，需要更多特殊的呵护。总有一天他们还将伸展翅膀，我们要做的，除了耐心和宽容，更需要及时给他们提供治疗的机会。
一个家和一个生病的孩子
从外婆和妈妈的脸上，谁都能看到她们的担忧，也没有人会怀疑她们对孩子无限的爱，但现在，她们没有能力让14岁的靳彬快乐，只好交给精神科医生。
看上去，靳彬并没有遭遇太多的不幸，除了父母离异，靳彬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他正常上学，有同学伙伴，也有家人照顾。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靳彬常常感到害怕，他告诉外婆他觉得胸闷，浑身不舒服，他还常常向家里人发脾气。
数年前，靳彬第一次被家人带到医院看心理咨询门诊，因为他已经不愿意上学。医生诊断，他得了焦虑症。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以后，靳彬又回到学校，但因为一次意外的惊吓，靳彬再次出现了恐惧、心慌的症状。这一次比前一次更严重，他不能再去上学，家人只好让他住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病房。这里是上海市唯一的儿少精神科住院病房，20个患各种精神疾病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治疗。
小小的孩子，怎么会焦虑？一家人实在没办法理解，衣食无忧的靳彬究竟为什么忧虑。按照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住院病房的治疗流程，靳彬住院后，医生除了对靳彬开展检查和治疗，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是，要对靳彬生长的背景、家庭环境进行评估。
刘漪医生和靳彬的家人一样，希望找到影响靳彬情绪的原因。通过与靳彬母亲和外婆的分别谈话，范医生似乎发现了这个家庭的特殊之处。外婆是个能干的人，在靳彬的家庭中，外婆是主心骨，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外婆掌控。靳彬的母亲事实上是在外婆的强势管理中长大的，在家中，她没有太多的发言权，靳彬出生以后，外婆自然承担起抚养、照顾靳彬的责任，而母亲的角色却越来越黯淡。
外婆对靳彬非常溺爱，几乎到了娇纵的程度。母亲很少照顾靳彬，但一旦管教起来，总是指责他，因此靳彬和母亲关系很疏远。家人担心外面环境不安全，有时候靳彬要跟同学去玩，母亲会跟着他。一边是外婆的娇纵，一边是母亲的指责和家庭保护过当，靳彬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情绪隐患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靳彬还只是个孩子，在接受医院治疗后，他最终还是要回到家庭中生活，只有家庭才能保障他的生活和安全，要想让靳彬不再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医生必须尽力去改善他的环境。一种叫做“家庭治疗”的方式，被用来解决这种问题。“家庭治疗”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在一个阶段里，家庭结构、组织、交流、情感表露、角色扮演、联盟关系及家庭认同等方面出现不适应现象，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而家人难以自行改善或纠正的时候，就需要寻求帮助或者辅导。
刘漪医生打算跟靳彬的外婆和母亲多交流几次。她想要告诉她们的是，孩子需要宽松的环境才能健康成长，应该给他机会，培养他与其他人交流的能力，作为家长，是该放手的时候了。外婆不能再这样溺爱，应该培养孩子自我抗风险的能力，而母亲不能再横加指责，应该尊重孩子，遇到问题，与他探讨，而不是责怪。
尽管可以预知，对外婆和母亲的“治疗”不会太快取得效果，但刘医生不想放弃。这也是儿童精神病治疗与成人精神病治疗的不同之处：刘医生的治疗对象并不是住院的小靳彬一个人，而是他的整个家庭。
被抑郁纠缠的孩子
该怎样形容王田的童年呢？从13岁开始，她再不能“无忧无虑”，她还是个孩子，但再也无法“天真烂漫”，一个黑色的影子永远挡在她的面前——她是一个抑郁、躁狂症患者。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上刚刚勾勒出生活的轮廓，但有那么一小部分孩子，由于不明的原因，即使那几笔轮廓也歪歪斜斜，他们正在被情绪或者精神问题困扰，王田就是其中不幸的一个。
王田是个15岁的小姑娘，不算漂亮，但眉目清秀，头发整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只是，她的神色，透露了她的异于常人。病房里当其他女孩在交谈、玩自己喜欢的东西时，王田一个人坐在桌前，桌上摊开了一本书，但显然她并没有看书。她皱着眉头，低头盯着书，眼神却很空洞，仿佛灵魂已经飘向另一个地方。
“你很担心是吗？”在集体治疗时，医生注意到她的神色，试图让她开口说话，摆脱焦虑。王田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肚子里徘徊很久，犹犹豫豫地吐出来。“我想出院。”“我不想读书了。”“我脑子很乱。”王田双手抱着脸蛋，用力地搓，就像在蹂躏一个她不喜欢的玩具，双眼盯着地板。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王田的绝望和无助，她简短的话和肢体动作，已经暴露出她内心的痛苦。
“你看看，今天下雨了，很不舒服，但下完雨就会天晴。你现在状态不好，但总会好起来的。”程文红医生用轻柔的声音耐心挑战着王田的绝望，尽管她知道，这样的安慰对于一个抑郁发作的病人来说，并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她的病情，除了需要药物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住院一个多月，范娟医生花了很多心思在王田的身上，她告诉记者，王田的抑郁症和躁狂症已经循环发作多次。躁狂发作时，她很受病友小伙伴们欢迎，躁狂的症状包括兴奋、反常的开朗，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表现自己。但一旦抑郁发作，她就会像现在这样，陷入黑暗的深渊，严重时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很多人了解抑郁症是从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开始的。刚开始，大家惊异于屏幕上如此开朗幽默的主持人竟会患上抑郁症。尽管如此，一个中年男人，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下抑郁，人们尚容易理解，但孩子患抑郁症，多数人还是想不明白。
抑郁产生的原因，目前在医学上还未能找到确切的根源，但追溯病史和她的家庭环境，我们还是能多少了解到王田患病的原因。
两年前，王田只有13岁。一天，王田走在放学回家路上，就像她看过的动画片里的情景，一个晴天霹雳从空中划下来，不远处踱步的一头牛被霹雳击中，倒了下去。在小王田的眼中，眼前就像是一座山坍塌下来，闪电的亮光刺得她一阵晕眩。
王田回过神来的那一刻，她的世界就像变了一种颜色。从那时候起，王田常常感到头晕，王田的妈妈也发现她开始胡言乱语。妈妈把王田送到当地医院，经过一周的药物治疗，王田的异常行为似乎改善了很多，家人以为她不过是被吓坏了。
但王田再也回不到她愉快的童年，短短两年间，她的病情发作了4次，每一次症状都是恐惧、情绪低落，认为自己很笨，难以入睡等等。父母不得不把她送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病房治疗，因为小王田开始严重地感到焦虑，常常念道着“死了算了”。
但经过医生的了解，意外给王田造成的惊吓应该只是她发病的诱因，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它们长期积攒在王田的心里，日积月累，焦虑一触即发。王田家在农村，是家中的老大，父亲在外打工，她是妈妈最亲密的伙伴。妈妈常常念叨着家里的困难——父亲在外辛苦，两个孩子读书需要大笔钱。王田成了妈妈释放压力的对象。但妈妈没想到，她的焦虑和压力转移到一个孩子的心里给王田带来怎样的负担。
解铃还需系铃人。范娟医生告诉记者，除了使用控制病情的药物，医生将为她做家庭治疗，化解家庭环境中的症结。“她的母亲最近会来上海，我们需要让母亲来安慰王田，让孩子知道不需要忧虑，让她放松。”
“相比成人抑郁症，儿童抑郁症的诊断更加复杂。”范娟医生说，成人抑郁症通常有典型的症状，比如情绪低落、自责、自罪、兴趣缺失、早醒、入睡困难等等，但在孩子抑郁症早期，很多儿童只是出现学习功能、亲子功能上的障碍，比如上课开小差，不爱搭理家里的亲戚朋友。这些症状容易被误诊为多动症，或者其他情绪障碍。
一场集体治疗
“开会了。”一个小个子的男生嘴里嘟囔着，脚上趿着拖鞋，另外几个男孩也跟着走进活动室，同样穿着病号服，趿着医院的拖鞋，他们的头发还有点湿湿的，一看就知道是刚起床洗完澡。
被小病号们叫做“开会”的活动，正式名字叫“集体心理治疗”，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定期举行。这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住院病房给小病人们安排的治疗活动之一。像课程表一样，一周中，每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病房里有不同的安排：周一是绘画、艺术创作和青春期话题小组，周三是才艺互动和青春期话题小组，周五是周记和青春期话题小组。
周末和周日，视病人的病情，医院允许并鼓励病人回家度周末，虽然这项安排刚刚尝试3个星期，但医生们发现效果很好。“少儿不能离家庭太远，离太远了会影响他们家庭功能的恢复。”刘漪医生说，度周末事实上也是一种训练，让小病人有机会与家庭成员接触、沟通，他们还必须尝试一些社会交往，比如上车买票，这些行为都能体现他们恢复的情况。
11个男孩子显然已经很习惯每周两次的“集体心理治疗”，他们轻车熟路，自己找凳子坐下来，医生和男孩子们围成一圈。难怪小病号们把“集体心理治疗”叫做“开会”，要不是医生身上的白大褂，这场景更像是班级会议，看不到任何“治疗武器”，那不过是交谈。
“还记得上次我说，我们这样在一起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要多交流，心里的想法都可以说，如果谁有困难，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助他，对不对？”程文红医生是这次集体治疗的治疗师，她声音很柔和，语调平缓，脸上带着微笑，就像幼儿园阿姨在跟小朋友讲话。程医生的目光在每个男生脸上停留一会儿，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同样的关注。
11个男孩的病情不一，有的是焦虑症、强迫症、学校恐惧症，还有的是精神分裂和网瘾，程文红医生告诉记者，集体心理治疗的目的是通过交谈的方式，让病人体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我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走出自己孤独偏离的内心世界，从而与外界建立联系。”
在一圈男生中，青青与众不同，只有他没有朝向大家，他侧着身子横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程医生没有要求他坐正，只是问他想说点什么。“我呼吸的时候右手会抖动。”青青扭过头来回答，但眼睛还是看着地板，伸出一只手演示了一下抖动，那只手看上去很瘦、很白，有些僵硬。
“哦，好的，我知道了，你的手会抖，你没办法控制，让你很不舒服是吧？”“嗯。”青青听到医生的回应，又扭过身子，侧对着大家。
大多数男孩子可以注意听大家谈论的内容，如果医生提问，也能回答自己的想法，但小从坐下以后，似乎只对他手上的《故事会》感兴趣。小非常瘦，两只胳膊细长得让人想起螳螂的前肢。他一直盯着书，并不断调整握书的姿势，却没有翻页，也许，他只是在“看”，而没有“读”。要不是因为听到唐凯说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新朋友，要不是小胖透露他喜欢拥抱唐凯，小大概没有打算在这次集体治疗中抬一次头。“噢，大家都觉得小不爱说话对不对？原来你们已经是朋友了。”小听到了程医生的话，脸上浮起微笑，还是没有说话，但能看出很满意的样子。
程医生很欣喜，因为小病人们在病房中互相交往结成友伴是他们情绪改善的标志，另一个原因是，小脸上的笑容让人欣慰，证明他也在尝试着表达自己的感情，哪怕这笑容只维持了几秒钟。几秒钟后，小又低下头，回到他的《故事会》中。
“唐凯，你说说希望在我们这个小组中实现什么愿望？”程文红医生从唐凯脸上看到他有些不耐烦。“没什么想法。”唐凯说。
“你觉得我们讨论的话题怎么样？”程医生问。“很无聊。”唐凯没有要掩饰的意思。
唐凯是因为网络成瘾住院的，入院那天，父母用绳子把他绑着送来。刘漪医生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浑身散发着臭味，头发很长，像个乞丐，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澡，连续三天没有睡觉，每天只吃方便面。让唐凯着迷的是网络游戏，两年来，因为沉迷网络，本来成绩不错、受同学欢迎的唐凯突然成绩下降，并时常出现冲动行为。
住院第一天，唐凯反抗得很厉害，总要冲门出去，到下午，医生的说服开始发挥作用。“你虽然没有得病，但你看看，你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澡，臭成这个样子，难道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吗？”程文红医生试图解除唐凯的防线，“你的父母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你现在安心住在这里休息，不是很好吗？”从第二天起，唐凯冷静了很多，开始接受自己的病情。
尽管病房里也开展体育活动、才艺活动，但相对于鬼魅刺激的网络游戏世界，病房里的生活是枯燥单调的，难怪唐凯会觉得无聊，但一个多月的治疗，让他认识到摆脱网瘾的必要，他自己主动要求周末不回家度假，因为他不想再受到网络的诱惑。
“有谁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愿望？”程医生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想回家。”大个子的刘宾说。“我也想回家。”另一个瘦小的男孩犹豫地举起手，小声说，几个男生也附和起来。
“好的。”不管小病人们说了什么，哪怕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程医生也要肯定地回应，“我们总是要回家的。”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场没有主题的讨论，就像街坊乘凉时的闲扯，只有医生知道，医生和患者都能在这样的讨论中有所收获。每一次集体心理治疗结束后，医生们在一起探讨，分析每一个孩子的表现，结合病情评估治疗效果。
“前几次青青很喜欢发言，这次为什么不希望参加到讨论中？”医生们都发现了青青与以往的不同。“我发现，前两次他身体的抽搐比较严重，现在要好多了。看来病情是有减轻的，也许正是因为病情减轻，青青恢复了一些自信，他不再需要大家的关注和鼓励，他开始关心自己。”刘漪医生说。“有可能。”程文红医生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她建议青青的治疗师在个体治疗中进一步跟青青交流一下。
等待绽放的花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住院病人数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是刘漪医生提供的数据。儿少心理咨询门诊就诊数量同样显示，儿少病人正在增加。199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儿少门诊每周3天开放，平常每天就诊人数大概十多个，周末有20到30个，现在，儿少精神科一周7天开放，每天平均就诊就有30人左右，到了周末更是达到100－120人次左右。
儿少科副主任程文红医生认为，儿少科病人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儿少精神或心理疾病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变化后少儿受到更多的精神压力，这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成人的压力聚集在家庭中，脆弱而敏感的少儿可能会成为这些压力的受害者。
儿少科的医生们都有相同的感受，出现精神或心理问题的孩子，多半存在家庭功能问题，父母因为经济压力、感情问题等等产生的不良情绪最终转移或波及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过早体会焦虑和沮丧。
幸运的是，随着精神科的发展，儿少精神或心理疾病病人得到了越来越专业的治疗和照顾。
精神疾病一般被分为两种范围，一种是生物原因为主的精神疾病，常见的就是精神分裂症，另一种是社会心理因素为主导致的疾病。在精神科发展早期，很多精神疾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包括儿少病人也是如此。
1990年代中国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出台以后，精神疾病的诊断更加细致和准确，一些属于情绪障碍等疾病的病人有机会得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治疗。这个改变对于儿少患者意义重大，因为医生对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治疗，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像青青这样沉迷网络的孩子，按照诊断标准被诊断为“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他更需要的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家庭治疗改善习惯和情绪，而不是像分裂症一样，需要药物的治疗。
20世纪50年代是精神疾病治疗方法发展的分水岭，精神类药物在这个时期成熟，原来只能靠关押管理的精神疾病患者，因为有了药物，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之后，“关押式”治疗的病人数量逐年下降，住院病人数也随之下降。1980年代以后，新一代精神类药物出现，药物的副作用大大降低，给病人带来了福音。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小铃，被送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病房住院时，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不吃饭，发脾气，摔东西。入院一个月，药物很有效地控制了她的病情。集体心理治疗的时候，这个皮肤白皙、清瘦文静的小姑娘，说话轻声细语，别人讲话时她也专注地倾听，看不到任何异常。如果病情稳定，小铃不久就可以康复出院，回到正常生活中。就像住院做了一次阑尾手术一样，小铃的生活还会继续，精神分裂症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疮疤而已。
在6月8日刚刚开张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病房里，20张床位满满当当，还有不少小病人正在排队等待入院，更多的18岁以下患者，混住其他综合性医院的成人病房中。
由于儿少精神疾病诊断更加复杂，医生确诊需要反复确认。治疗时，医生在小病人身上耗费的精力也多于对一些成年病人的治疗。“我们这里一个医生顶三个医生用。”儿少科病房孙杨医生告诉记者。一个数字是，全国儿少精神科专科住院病房只有4所，分布在北京、南京、成都和上海4座城市，全国儿少精神科专职医生只有不到100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主任杜亚松说，精神科发展还需要更多支持，儿少精神专科更需要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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