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前，青龙县学校搬到操场上课，商店搬到防震棚里售货；震中，40万人仅一人死亡，且死于心脏病

　　当王春青冲洗着洗手间，涮着拖布时，近一年来的第6拨记者，敲开了他所在的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科委办公室的门，他已经不想再重提往事了。30年了，当他在还未过23岁生日的时候，将一个重大的消息带回了县里，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尽管，30年来，他一直未能从县科委的办公楼里升迁他处。

　　“我是1976年1月调到科委的，负责地震和沼气工作，当时科委的领导是王进志。”此前，王春青从平泉师范学校毕业，先是分配到一所乡级中学做教员，“5月，地震办公室成立了，归科委管”。

　　两年前，中央下发了“69号文件”，指出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紧张，要立足于有6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的可能。“青龙、宽城、兴隆等几个县是被列为重点县的，各县都成立了地震办公室。”王春青成了青龙县历史上第一个地震办公室的第一个具体做事的人员。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从1974年起，青龙全县建立了16个地震前兆现象观测站，下属442个观测点、哨。一些群众主动参加了对地下水、泉、动物及地下电流、地磁、地应力的观测。

　　“1976年7月9日，我到承德(青龙时属承德地区管辖，后划归秦皇岛市)地震局开会，是群防群测会”，从中央文件下达之后，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一个人的青龙地震办公室从这个会议上得到了一个通知，“开完会之后，所有的重点县到唐山开会，7月14日，在唐山报到”。王春青后来得知，那是一个京津唐渤张地震群防群测经验交流会。

　　那是一个平常的、事先没有着重强调的会议，但事后多年才发现有着“重大意义”。“那个会有三百多人参加，会上并没有关于震情的议题，而是向先进的观测点学习，互相介绍经验。”年轻的王春青在会上一连呆了四天，“16日晚上，汪成民从北京赶来了。我是在吃过晚饭后，在宿舍内接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个姓温的女同志的通知，汪成民要开一个座谈会，可以去，也可以不去。”那年7月的唐山异常闷热，唐山附近的会议代表都回家去了，剩下的一些代表有的也逛街去了，有的躺下休息没有起来。

　　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这次会议，他从北京匆匆赶到唐山举行的座谈会并不在经验交流会的日程之内，五六十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汪成民的谈话例行了当时的惯例，谈国际形势，谈国内形势，谈政治，谈最高指示，到了最后，他才讲了京津唐渤张地区集中出现了异常现象。“他说1976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下半年至明年，华北可能出现8级地震。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对震情重视起来。”王春青将汪的讲话记录在了笔记本上，他没有想到，20年后，他的笔记本成为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厅展出。

　　有震？无震？震前争论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中国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黄相宁，走出了北京市交道口摇摇晃晃的家，“我爱人推醒了我，她感觉大地在晃动”。黄相宁的家是北京四合院一处平房，“墙错位了5厘米，院子里的邻居都起来了”。惊恐的孩子偎依在他的怀里，他朝东南方向望去，“我看见了紫色的光”。那是哪里呢？是渤海？是天津？还是唐山？

　　大地震发生了，一切来得过于突然，黄相宁甚至不能确定方位，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他的同事向着发出紫光的方向驱车勘测震中，于是日晨在天津蓟县碰到了李玉林等人，才知道震中就在唐山。遗憾的是，在一年之前，由于经费短缺，华北三队设在唐山的跨断层测量仪器和设备撤销了——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没有留下有关断层活动的任何数据。“只是在他们匆忙赶到唐山后，才重新将仪器设立起来，对余震进行了监测。”黄相宁得知唐山为震中的消息时，是在8点后，李玉林已经在中南海向几位副总理汇报结束后，他被召见参加国家地震局的紧急会商会。

　　唐山地震的余波频仍的那天晚上，他被中南海召见，向国务院总理的做了汇报。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展开，一字一句用巴蜀口音的普通话诵读，主管华北地震工作的梅世蓉和国家地震局的一位副局长就在侧旁。他读的是1976年7月14日上报的《地震预测报告》，他对宝坻-乐亭-渤海一带将于1976年7月20日-8月5日之间发生地震做了预报，而唐山就在这一条线的中间位置。

　　汪成民在1976年7月16日晚上那场小范围的座谈会上，提出地震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三河地震队提出的意见”，也就是黄相宁工作的地方，也就是黄相宁的那份报告。“李四光早在1966年就有一个预言，他预测在天津-北京、滦县-迁安一带将有大的地震发生”，黄相宁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谈往事，“周总理提出了群测群防、土洋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出来的”。

　　1967年，黄相宁从石油部门调到了地震地质大队，他的任务是开展唐山-滦县的勘测，在3年的时间内，和20多位同事跑遍了那里的大小山头。1971年开始，黄负责全国的地应力分析观测，多次准确预报了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小规模地震。“我们发现京津唐张地区的危险是在1975年12月，向国家地震局写了《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

　　在黄相宁执笔的这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1976年，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沿海海域，可能发生6级地震……”唐山恰好在这条线上。

　　汪成民一直认为在唐山一带将有大震发生，但他的声音在当时的地震队伍内实在太小，当他多次的争吵无效之后，他将这个信息无意间传递给了一个有心的青年。

　　宁可信其有

　　“我那时是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科委，管地震这一块儿。”马刚从承德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已经多年，大地震后两年，他就调离了青龙县，与30年前那个夏天发生的故事渐行渐远，“王进志找我汇报了王春青从唐山带回去的信息，我感到事情重大”。在马刚眼里，王春青那时“还是个小孩”。“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王春青很着急，他给科委主任王进志说，他到处找人说。”

　　在青龙县档案馆保留的一份“1976年唐山地震期间青龙做的工作”材料中显示：“1976年7月21日，王春青从唐山参加地震工作会议回县，向科委汇报震情。”唐山会议是在7月19日结束的，那时，从唐山到青龙的60公里路途之间还没有直达车，王春青绕道北京、兴隆，返回青龙时已经到了20日的晚上。

　　年迈的马刚掏出了一个有些年头的笔记本，翻到了记录“1976年”的几页：“1976年7月23日-28日，参加县委第五届七次全会和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他从政多年的“大事记”。“王进志给我汇报时，已经开会了，记不清具体日子了”，马刚立即向县委书记冉广歧汇报，“会议期间休息时，我们几个常委碰了一次头，开了一个小会，又听王进志汇报了一次”。

　　后经查证史料，马刚提到的那天，是7月23日，县委会议的第一天，此前，县委常委于深已经得知了信息。“我本来还要参加第二天的大会的，但得到了震情，就带了几个人到下边公社转转。”7月24日，马刚去了一个叫双山子的地方。

　　7月24日晚上8点，青龙县县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马刚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取王春青的汇报后，常委会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加强各测报点工作，科委要有专人昼夜值班，二是加强地震知识宣传，三是在800人会议上布置防震工作。”“几分钟就拍板决定了下来。当时的县委常委都很重视，经历过了邯郸、邢台、海城地震，大家都很敏感。”马刚记不清是不是专门开了这个会，但在相关的史料中，这个会议的纪要显示，他参加了这晚的会议。

　　7月25日，在青龙县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临时作出决定：每个公社回去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工作队负责人，不准回家，一定要连夜布置防震工作，及时向群众传达震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如果真的地震了，对群众交代不了啊！”马刚感慨地说，“如果不发生地震，大不了耽误几天工，也没有什么，不地震更好啊，老百姓也是半信半疑的。”

　　经过几天的动员，青龙县进入了临震状态，学校全部搬到了操场上课，商店也搬到了防震棚里售货，机关单位改在了防震棚办公。县里的有线广播反复介绍着防震知识，王春青那几晚呆在办公室值班，他睡觉的时候，房门一直开着。

　　7月27日晚上，青龙县科委主任王进志在“八百人大会”上做了最后一次震情和防震减灾动员工作。

　　真的地震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马刚在睡梦中被摇晃的房子惊醒了。“我家住在县招待所后面的平房里，旧房子，快晃倒了”，他知道这是真的地震了！赶紧穿好衣服，向家附近的广播站冲了过去，“我对广播站的值班人员说，快给我开机。我拿起广播喊，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这是地震，大家不要慌。”这时，青龙县委大院的围墙摆动了几下，轰然倒塌。

　　“我那晚还真的没觉得咋的，头天晚上值了一夜班，倒头睡，正香，同屋睡的人拽起我说，快跑，地震了！”王春青回忆那天早晨，地震发生了，他心里压了几天的石头落了地。他在科委的办公室看了一下，房子裂了。28日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联系救灾工作，屋墙在身后倒了下来。这是一场余震，几乎与此同时，马刚家的小平房也四墙落地。

　　其实，青龙震前的异常现象已经陆续出现了。7月24日，县郊一个清泉突然变浑了，无法饮用。青龙县与唐山交界处的长城脚下一个叫冷口的温泉，泉水温度适中，洗温泉浴的人很多，7月18日，温泉突然上升了3℃，马上上报了情况，汪成民在两天后来此调查。

　　午后，有人报告说，发现了黄鼠狼大白天搬家的现象，学校的领导叮嘱师生晚上睡觉千万不要关门窗。龙山中学加强了观测，高存恒老师装置了一个“土报警器”，他让学生将一个酒瓶倒立，装了一个开关，酒瓶一倒，触动警铃报警。

　　一个年轻人不经意间带回的一个消息，挽救了青龙县。距离青龙60公里的唐山在大地震中几乎被从地球上抹去了，即便相邻的迁安、迁西两地，人员伤亡也极为严重。资料记载，该县有180000间建筑物在大地震中被毁坏，完全倒塌的超过7000多间。“肖营子、八道河等长城沿线的地方破坏比较严重，我在震后负责救灾，了解情况比较多。”马刚说，地震发生时，县里的会议还没有结束，“立即散会，各自回去救灾吧”。

　　相比于唐山的24万余人死亡，青龙近40万人民的生命得以保全了，全县只有一个人在大地震中死亡，并且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另外还有一个青龙籍人士死亡。“他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到地震局工作，头天，从北京赶到唐山了解震情，被砸死了，还不到30岁。”王春青不无惋惜地说，震后一个多月，他再次来到唐山，发现开会时下榻的商业招待所，已经是一片废墟。

　　地震后5小时，青龙县第一个救灾医疗队向南出发了，他们还不知道灾情最严重的所在，一路向南开过去，越走发现死人越多。“我到处打电话问哪里是震中，宽城、兴隆等地的仪器被震坏了，又往昌黎、迁安打电话，大致认定唐山方向是震中。”王春青说，开始不知道去哪儿的医疗队最终确定往唐山方向摸去。

　　7月29日，王春青带领着县里组织的20个基层民兵连队中的第18连开赴唐山，参加疏通河道的工作。青龙由于在地震中受灾轻，震后，这个距唐山咫尺的山区小县医院成为了抗震救灾的后方医院。

　　如今，预报地震水平下降了

　　1996年4月，应联合国发展资助与管理服务署的邀请，青龙县副县长刘志新，这位在大地震时，身在唐山的前山神庙水泥厂技术员，赴美参加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复会及技术讨论会。之前，联合国派员对青龙进行考察，认为1976年的防震工作是一个罕见的灾害科学与公共管理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青龙创造了一个奇迹，尽管这个奇迹是在无意间创造的。青龙告诉人们，如果地震可以预测，将会减少、甚至不会有人员伤亡。尽管在多年的争议中，只有青龙品尝到了地震被准确预报的甜果，但围绕着地震预报的争议仍然在进行着，当年的有震论者黄相宁觉得，他早已落了下风。

　　“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断层多如牛毛，有的是有规律的，但有的却毫无章法。”黄相宁认为，谁家的房子都有可能坐落在一条活动的断层上，“按照李四光的观点，在第四纪末期有一次地壳运动，我们叫它东亚运动。通过卫星资料，我们看到的断裂带是棋盘状分布的”。他为此提出了“东亚构造体系”，从北京通州区一所普通民房地下延伸到上海宝山钢铁厂一角，从山西大同某处矿井的壁沿到江苏南京玄武湖下，有两条明显的大断裂带，历史上的数次大地震发生在这两条线上。“北北西、南东东方向的等距断裂带平行、交叉密布了我们的山山水水。”黄相宁在1985年比对了美国、印度、非洲的地质资料，发现规律是相同的。

　　他相信地震是可以被预测出来的，30年前的青龙给了他鼓舞。青龙之后，黄相宁又相继准确预报出了几次小的地震，包括菲律宾发生的地震，1990年亚运会前，他准确预报了北京以北的小汤山地区的小型地震。“那次，我给国家地震局写了挂号信”，他掰着指头算了算，大小地震已经预报出多次了，“我们预报的准确率在30%左右”。这是一个在地震界很了不起的数字。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地震预报水平却大大落后了，我们的项目无法得到支持。”黄相宁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相继废除了“群防群测、土洋结合”的方针，他所倡导的“三土”预报法在大部分地区荒废了，只有北京市地震局还在坚持进行。

　　在1996年，黄相宁接手了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管理全球计划在中国的项目，进行到2002年，联合国中断了项目费用资助，他进行研究的钱没有了。“我1996年就退休了，带着几个老同事做研究。”现在，他每月花100元钱雇了一位尼姑在广东韶关云门寺内照看他的仪器，而在惠州，他请了同事的朋友帮忙照看，事关无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地震预报研究，在老人这里变得如此捉襟见肘。艰难之中，他在北京保留了40个观测点，新疆9个，青海和云南也有少量观测点在工作。“不能在大地发脾气时，我们却在睡觉。”老人指着一幅地震危险区域图说。

　　尽管青龙和唐山的对比已经证明，有准备和无准备差别巨大，但是，与地震相关的研究依然艰难路遥。

　　□本报记者 喻尘　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7月20日前后，北戴河一带打鱼人说：“鱼儿像是疯了，特别好打。”那几天，鲇鱼、梭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7月25日，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的长湖号油轮船员看到：油轮周围海面的海蜇突然增多，一大群绿色的蜻蜓飞来，栖在船窗、灯和船舷上，密匝匝一片，一动不动。不久，油轮上出现更大的骚动，一大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蝉，许许多多的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也飞来了，仿佛是一次不期而遇的避难的盛会。7月27日，唐山地区滦南县城公社王东庄村民王盖山看到：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逃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