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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丽普/文 本报记者赵海江/图
人物简介
王运启
，54岁，1972年毕业于宣化地质学校，在河北省地震局工作至今，曾长期从事地下水预报地震等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现任省地震局法规处处长，著有《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一书。
核心提示
灾难、废墟、悲痛、自救、救援———大致可以囊括地震发生后，唐山大地震现场的景象了。当年20多岁的王运启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除了能看到这些场景外，他还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感受。
然而，唐山大地震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王运启感觉，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地震3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同时，他也多次提醒记者，他只是以他个人的身份来阐述这件事的……
灾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正在石家庄市范西路办公的省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明显地感觉到地震真实地发生了，“我们能明显地区分出地震的纵波和横波，可以判断距离石家庄比较远，而地震的级别应该比较大。”王运启说。他当时是省地震局水化实验室的一名职工，利用地下水微量元素氡含量的变化来观测地震。由于当时地震的信息主要靠电话传播，一时还难以准确地断定震中在哪儿。
在王运启《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一书中，原省地震局局长刘长垣回忆说，唐山地震事先没有做出临震预报。在唐山周边的地震台站，由于震级太大，仪器被震翻了，短时间内地震局竟不能准确地测定震中。经与山东泰安台联系，得出了大致方位。去震区的第一批人员出发时，已经是早上6时多了。唐山大地震，是在没有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发生的。大震的突发性、可怕的震级以及可恶的发震时间，使人们失去了任何的防卫能力。正在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的6名地震工作者也惨遭劫难，唐山地区地震队的职工、家属伤亡惨重……
地震工作者在救灾中的尴尬角色
唐山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先后派出多批工作人员到地震现场进行震情监测和震害调查。
7月29日，王运启被派往张家口地区，去现场核实异常情况，10多天后来到唐山。“那时候，地震群测点很多，一直有人在预报地震和报告地震异常。我们的任务是现场勘察人们报告的地震异常，确保省局地震预报所用资料的可靠性。”王运启说，向当地老百姓调查情况时，迎接他们的大多是“白眼”：“地震发生了，你们也来了，早点干啥去了？！”
“也许是成功预报海城地震的科技成果给人的印象太深，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唐山地震没报出来，而且伤亡如此惨重，以至于人们以为是地震工作者的失职。”王运启说，在唐山地震现场，地震工作者的出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唐山赈灾现场，地震工作者“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将深蓝色工作服上的“冀震”两个字用泥巴糊上。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在昌黎落实地震异常时，被人围住一个个地查问，声称查出河北省地震局的“非把小子揍扁不可”。地震队职工到粮店买粮，粮店女职工一看粮本，情绪顿时变了，“给你们吃不如给猪”。居委会发给受灾群众一家一条棉毯，轮到地震队职工家中就“发完了”。
“地震现场的惨景，使我们痛苦万分；面对唐山人民的目光，我们心中的伤口在滴血……地震工作者一边忍受着人们的误解，一边努力地工作，他们力图用超强度的劳动来使自己负疚的心情得到些许的平衡。”谈到当时的情况，王运启心情显得十分沉重。
“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立即投入到检修仪器、抢救资料和对余震的监测中去。在食品断绝、通信中断、亲人遇难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王运启在书中是这样评价唐山地区地震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北戴河地震台距唐山170公里，是省内最东部的一个地震台站。唐山地震发生的瞬间，唐山地区台站损失惨重，惟有北戴河台幸存。强烈的地震使地震仪和通信设备遭到破坏，台站值班员金惠柱和陶永贵在地震波的摇撼中，冒着楼顶不断掉下的水泥碎块，一面维护仪器、处理图纸，一面设法与上级沟通联系。天亮以后，他们才发现观测室已成危房。为防不测，他们只好把仪器搬到院子里，继续坚持工作，他们全然无法顾及住在唐山市区附近家人的生死存亡……
为进行大震后的地震趋势预测，省地震局于7月29日成立了地震现场分析预报组，并于当晚提出了第一份震情判断意见。为及时处理每一个地震记录，地震科研人员通宵达旦地趴在唐山机场的水泥地上进行资料处理。震后3天，仪器记录到余震3457次，仅地震记录纸就用了数百张；3个月内，分析处理前兆观测数据多达几十万组。
唐山大地震前曾做出过中期预报
有人质疑，唐山大地震，作为一场置24万余人于死地的巨大灾难，地震工作者在事先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警觉？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本该做出的地震预报？
作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亲历者，王运启说，这不是事实。虽然受到地震预报水平的限制，中国地震工作者还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中期预报。
在1966年至1969年的华北地震高潮期以后，经过4年的平静，1973年底，华北北部地区的地震活动又明显增强，相继在河北省北部的里坦、昌黎、宁河等地发生了一系列中等强度的地震，与此同时，还观测到一些较为明显的地震异常现象。因此，中国地震学者预言，在197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华北地区将出现另一个新的地震高潮期。
1974年6月7日，国家地震局召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震工作部门和有关的科研机构，就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专门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形成《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国务院。6月29日，国务院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正式向北京、天津、河北等7省、市、自治区政府批转了这个报告。这就是当时地震战线著名的“69号文”。“69号文”出台仅7个月，1975年2月，中国地震工作者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7.3级地震。然而，正当人们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欢欣鼓舞时，1975年8月以后，河北、北京、天津地区乃至渤海沿岸又出现了新的地震异常。至10月份，一些异常更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并立即引起了地震学者的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
地震学者的不同意见在1976年初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得到了基本统一，并形成了1976年京、津、唐地区有可能发生中、强地震的中期预报意见，“京、津、唐、渤地区1976年仍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唐山与(辽宁)朝阳之间、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注意。”
反映了中国地震预报的实际水平
1976年的地震形势扑朔迷离。3至4月份，上年出现的地震异常已基本结束，恰在此时，4月6日，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地区发生了6.3级地震；4月22日，靠近天津市的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
由于地震科技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的发生，给地震趋势判断带来了极大干扰，以致难以得出未来地震活动走向的确切结论。其实，就当前的地震科技水平而言，单就地震的孕育和发生，地震专家们可以做深奥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但是，有谁能透过波谲云诡的地震情势，去完整地洞悉地壳深处剧烈变动的内幕。
“导致唐山地震临震预报失败的因素还不只如此。中国早期地震预报学术思路的形成多来自于邢台地震现场的预报经验。邢台地震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地震，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条经验。”王运启说，唐山地震完全不同于海城地震，它属于突发性的主震—余震型地震，没有任何前震活动，没有明显的临震异常信息。唐山地震前并没有出现大地震前经常出现的大量的地震宏观异常现象，连仅有的少量宏观异常也被高温和多雨的天气所掩盖。就当时的地震科技水平而言，人类对此毫无办法。事实上，在唐山地震发生前，不管是中国地震局，还是河北的地震工作者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据有关专家回忆，1976年上半年是中国地震工作有史以来对某一特定区域的防震工作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地震专家们眼睛瞪得最大、忧心最重的时期。
在回答记者“唐山地震究竟能否预报”时，王运启坚持认为，探究唐山地震临震预报失败的原因不能脱离当时地震预报的总体水平。实际上，无论是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还是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失败，都体现了人们对地震这一自然现象的认知程度。某种意义上，关于这两个地震预报结果的成功与失败，也恰恰就是当今地震预报实际水平的客观体现。
◎记者手记
负重的心灵
刘丽普
坐在记者的面前，王运启说，30年了，每每想起唐山地震的那一幕，他总有一种负重感，作为地震工作者，他多么希望能够预报出来。当然，这首先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其次还在于对事业成功的渴望。而灾难却是那样残酷、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地震死难者的遗体，面对表情木然、欲哭无泪的面孔，一个地震工作者的感受很难用文字来形容，他相信我们也很难形容出来。
生命是脆弱的，有时甚至不堪一击。只持续了几秒钟的大地震，唐山24万人的生命便化为了乌有。也许是震后惨烈景象带来的强烈刺激，给王运启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震后的10多年，他不敢、或者是不想走进唐山。
同时，生命又是与“顽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震后的日子里，我们又真切地看到了灾民互救、八方支援，重建家园、与灾难顽强斗争的另一番振奋人心的场景。地震发生10多年后，王运启再次踏上唐山那片土地时，他发现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已经崛起。大街上到处是欢声笑语，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安详和满足。但是，王运启说，透过这些迷人的外表，他似乎触摸到了唐山人内心深处永久保存的记忆，一个永远不愿轻易开启的记忆。这也许是他难以释重的原因吧。
唐山地震过去30年了，王运启希望人们能够了解那场灾难，记住那场灾难，使那样的灾难永远不再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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