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两个字的生活

　　陈招娣，中国老女排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国女排17年后重新登上冠军领奖台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年打球留下的腰伤使她只好半卧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调换一下姿势。她会请求记者再给她5分钟——此时转播的中国男排比赛打到了关键时刻，她流畅的回忆因此戛然而止。在她家里很显眼的两件东西，一个是她打沙滩排球的16岁女儿的大照片，一个是她的冠军奖杯。

　　和她的话题很自然地围绕着夺冠展开，“没拿冠军前，所有要求都是两个字——冠军，我们满脑子都是‘冠军’。好不容易拿到冠军了，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又要保冠军了。我这次见到新女排队员，就跟她们说，夺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当年女排精神最早被发现，应该算是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后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姑娘”都是女排的代名词。谈起采写的初衷，鲁光说，起因是1980年夏天在秦皇岛一场女排与女篮在暴风雨中的海里水战，“当时只有我一个观众，那是一个训练加休闲的比赛，她们有些人不会游泳，但在大雨里打得有人身上都抓出了血，我当时就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爱拼爱胜爱搏的精神。”鲁光说，当时国内一个流行说法是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就想找一个青年思想的代表”。同时，在国家体委宣教司工作的鲁光的预感是，中国女排与女足都有可能有所突破——那时她们还没拿冠军。

　　在那时，生活和排球挂上钩，尤其是与中国女排挂上钩，就充满了一种悲壮的责任感，陈招娣说:“我们搞上排球后，受到的教育灌输即使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贺龙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我们那个年代打球一直是以国家的名义，每天都进行这样的思想灌输。”

　　作为女排精神的一个载体，陈招娣“三进三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当时陈招娣自己主动要求加练15个球，“我个性比较强，记得当时救起了9个球，就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可是教练还是不停地抛球，我就往下扣。后来我想，是我自己要加练的，我不练了行不行？于是我转身就走。”陈招娣说后来很多人把她们描写得意志钢铁般坚强，“其实那时心里斗争很厉害，所有人都看着我，感觉特别没面子。教练说，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我就回去了。第二次又不行了，当时我就特别后悔，受不了了我就第二次走了。我想走出去就不应该再干排球了，有多少钱放在那里我都不想干了。第三次又累得不行了，同伴都不给教练球了，当时我就想干脆死在球场上算了。那之后我全身疼了一个星期。”

　　不只是陈招娣，每个老女排这样的故事都有一大把。鲁光回忆说，当时队长曹慧英在队里年纪算是很大了，练球还练得那么辛苦，老百姓都说，“您怎么跟祥林嫂一样苦啊！”“我们苦啊累啊的时候，教练就说要战胜自己，为了事业的最高境界，就要吃比别人多的苦。他说，日本、美国、苏联都在练，你怎么去赶上人家？”

　　“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夺冠军，教练抓得很细，他说平时一个球传不好关键时不就丢一分了吗？”有一次张蓉芳的手戳了，当时训练课是练传球，给高球她的手就不由自主地缩一下，“教练就专门给特别高的球，张蓉芳就一边哭一边传，旁边还有田径队的教练看着也哭”。

　　陈招娣说她现在再讲这些，别人都不信，都瞪大眼睛说，“你们那么傻啊？”

　　这样残酷的训练能被接受，现任女排教练陈忠和说，是因为以前老女排的思想比较单一，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常态:中国队员在什么时候身高体质各方面都是不如国外，我们真的是靠苦练出来的，比人多付出才会有这种战胜别人的可能。陈招娣的解释更为朴素，她说，“教练要求严我们都能理解，苦也吃了伤也受了，如果最后什么也没拿到那不就都完了吗！”

　　技术选择

　　老女排的一个术语是“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大运动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陈招娣说就是苦练，“那时受伤机会也多，平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就是伤病。”她记得在1978年对日本的比赛中，她是二传，“我一个传球，曹慧英扣完就蹲那儿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膑骨骨折。现在她的腿上还有一个钢丝圈。”

　　当时为了对付古巴队，袁伟民想了一个办法，在离墙3米远的地方搭一个有网的台子，模仿她们从高处扣球。陈招娣解释说，古巴队扣球就跟男的一样，所以袁伟民就叫陈忠和给我们练。“现在想想也蛮残酷的，人都会有点害怕，何况男的扣球又都特别狠，我们不自觉地就想躲。可3米大的地方，后边就是墙，我们害怕，但连闭眼都不敢，怕打到脸上。有时反应不过来球就打在身上，我有三个球打在腿上，起了一块比碗口还粗的淤痕。这就逼着你必须突破心理障碍。”

　　中国女排那时有个口号:三年打败韩国，五年打败日本。不过真的与国外队员相遇，差异很明显。鲁光说曾有队员跟他说，隔过网看过去，觉得人家的腿比我们的腰还粗。陈招娣记得她刚到国家队打球时，“我们邀请日本来，人家根本不来，那时日本队谁也看不起”。赢得比赛的关键，陈招娣说是因为战术变化非常快:我们当时在场上比手势，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几套不同的方案。那时主攻也能打快攻，快攻跟二传也有交叉，我还记得有一句话叫“双快一游动”，如果不靠这个，对方拦网很难突破——当时我们队里郎平最高1.84米，还有4个1.80米多点的，其他的是1.74米到1.76米之间。我记得当时我拦网时，海曼是在我跳起来后，从我双手的上方把球扣下去的。所以我们只能靠技术全面，靠整个集体取胜。

　　现在的中国女排的训练条件已经完全现代化。11月21日的最后一次集中训练在宽敞舒适的训练馆里，场地侧摆放着一排联合器械，李全强说:“这些联合器械比健身房里的那些都专业，女排队员平时用它练上肢、练腰腹。”从1980年起调入女排做随队医生的田永福陆陆续续在女排工作了近20年，目睹了这20年里女排大大小小的变化。

　　“过去的条件很差，以前既没有这个高标准的场馆，也没有这些器械，以前是比较单调的杠铃片。”陈招娣说。

　　那时受了伤最常用的是胶布，鲁光说陈招娣一个人训练时用的胶布都够做几身衣服。陈招娣说:“那时受伤的机会比较多，护膝也没有现在的厚，伙食也没什么专门的营养。有时候练得晚了没什么菜了，师傅就给炒一盘鸡蛋。受了伤也就是按摩按摩，训练时渴了就跑去对着水管子喝两口。”

　　李全强说，“三从一大”在训练当中已经属于传统一些的手段，而现在他们对新女排教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已经不很传统了。“过去对身体机能也不是很了解，对量大量小和疲劳程度只是靠观察、靠面部表情判断，我们现在有很精确的指标要练多少次数多大量。我们现在是电化教学，包括拍一些录像分析错误;她们还要做定期的身体测试。现在各个国家一个比一个先进，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还是比较传统的。现在这个时代看的是高科技含量有多高，打法是否适应超前于女排的要求。”

　　一样的排球不一样的出口

　　回忆第一次拿到冠军，陈招娣说:“大家都非常高兴，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觉到是完成了一个任务，结果国内那个样子我们都吃了一惊。”

　　其实耳朵里天天听到“为国争光”，与真的把打球与爱国情结联系起来还是有距离。陈招娣说她们有了这种真实的爱国情结是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那次得了第四，已经是1953年建队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但是当时特别受刺激是发奖时，“我们不是站在领奖台上，而是站在一边的地板上，每人手里发了一个黄手绢，我们要不停地摇手绢向得胜者庆贺。那时候就想，只有把实力搞上去了，才不用再受这种气”。

　　第一次夺冠，陈招娣说她们觉得眼泪都在那一次流干了，结果第二次夺冠时，眼泪又都控制不住。“预赛时我们就输给了美国，要夺冠就必须要每一场都是三比零，而且别人做一下手脚我们也进不了决赛。大家情绪都非常低落，觉得没希望了，那时真是极度悲伤。袁指导训我们，说不准哭，那时是在去利马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里，袁伟民就在车上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从前做到后，到最后他从来不晕车的人都晕车了。所以那次夺冠真是非常不容易。”

　　一个很有深意的细节是，陈招娣说她们那场与日本队打了五局的比赛，开始因为她们的缘故输了两局，袁伟民就骂了她们一顿，他说，“冠军你们不要了，全国人民还要呢！”

　　1982年打完世锦赛，陈招娣、孙晋芳、杨希等5名老队员退役。1983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中输给日本，第二年就是洛杉矶奥运会，陈招娣又被招回，协助工作，“队里只剩郎平、张蓉芳和周晓兰三个老队员了。因为同样在袁伟民手下训练，所以那些新队员和我们差别不大”。

　　差别开始拉大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曾在这期间接到中国女排调令，回女排工作的老女排队员说，“再把冠军夺回来”。“我回去后就发现这批运动员的吃苦精神不如我们。比如说崴脚，我们那时脚肿了包一包，慢慢跑;有时候是忍着疼直到疼木了打木了。但是她们脚崴了就不会坚持，会踏踏实实地躺在床上。我们从苦里熬出来的人就感觉她们应该更能吃苦一些，我也这样要求她们。可是对于后边的球员，你一逼她，她就不干了，不像我们一定要奋斗到最后。”

　　陈招娣意识到是社会环境变化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排的出路变化了。

　　“我的腰坏了的时候，医生说搞不好容易瘫痪，当时想，坐在轮椅上，日子可怎么过啊！1978年我的手在泰国打亚运会时骨折了，当时袁伟民带我到积水潭医院问医生我还能不能打球了，医生不敢说，当时缺人我就留在队里。1979年对日本的比赛我们对日本，一个拦网我的手又断了。当时我就想，我不能干了，手不能断第三次。领队和教练就找我谈话，说如果我就这样不练了挺可惜，‘不行国家会养你的。’我自己想想那么多苦都吃了也挺不甘心的，就回到了八一队边治疗边打球。

　　田永福说，那时老女排的路子很窄，不在国家队打球了就只能回地方，不打球就只能做教练。但是到了陈招娣做女排领队时，“这时候有的大学可以免试就能进去了，那时候她们就说我不干了，我要去上学，我要出国”。

　　社会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价值观的改变上。陈招娣说:“我们那时如果从国家队回到地方，就会觉得很掉价。但是她们现在不这么想了，其实她们比社会上那些青年还是吃了很多苦，你觉得她做得不够，她自己觉得已经付出很多了，而且她们遇到困难会找台阶下，会选择回到省市运动队里，不用那么苦，活得也挺轻松。”

　　到了陈忠和执教的这一代新女排，陈忠和笑呵呵地看着在场上跑动的队员们说:“现在的女排比较活跃，路子也比较宽——她们的技能不那么单一了，比如说会用电脑。其实我带这个队并不难，她们都很纯，关键是有一个目标。”作为职业化的不同是，陈忠和说，现代条件好了，新女排姑娘们都知道打好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你后面的生活也就铺满了鲜花”。金焱(三联生活周刊 2003-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