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司法权威的社会将很糟糕

　　□本报记者 吕明合

　　□实习生 龙玉琴 王晓莹 潘晓凌

　　错案是司法的副产品

　　记者：这个案件并不复杂，为什么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社会情绪？

　　陈卫东：此案并不复杂，可能是因为被告人家属在当地有特殊身份，使人们很容易将案件与司法腐败联系到一起。而且中国人历来同情弱者，这么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非正常死亡，加上媒体的介入，从而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如果说此案复杂，主要是在对被害人死亡原因的认定上，多个司法鉴定之间互有矛盾，以致被害人死亡原因不确定，而这是为被告人行为定性的关键。

　　王涌：一般人对“黄静案”的一审结果都会觉得不公，主要是觉得黄静死于非命，却无人承担责任，这种结果难以让人接受，让人觉得有司法腐败在其中。

　　记者：从专业角度看，对这个案件的结果是否满意？是不是错案？

　　黄瑚：我个人认为，司法自有它的一套程序，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即使法律并不怎么完美，甚至有问题，但在修改法律之前还是要求司法工作者依法办案，不能回到当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老路上去。

　　黄静案的审理一拖再拖，很明显，司法部门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们应该清楚，若宣布姜某无罪，网络必将再掀喧哗。但法院最终还是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判其无罪，其做法无可指责，对他们而言，只能重证据，并根据这些可以认定的证据作裁决。

　　陈卫东：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案子。我们在《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2004年，陈卫东曾与高铭暄、赵秉志、樊崇义一起出具）里得出的结论是姜俊武有罪，黄静的非正常死亡与姜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我依然坚持以前的观点，但是，我尊重司法机关的无罪判决。

　　什么叫错案？与民意不同就是错案吗？如果仅从实体上讲，法官根据自己内心信仰，对同一案件有不同看法，判决结果可能就不同，这也是实体法的相对性。我一直有一句话——“错案是司法的副产品”，是司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法官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犯错的可能，不能把错案简单等同于司法腐败。

　　此外法律条文规定有弹性，如3到7年的量刑，那究竟判3年对、7年对还是5年对呢？认识判决的公正性，必须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有机统一，当实体和程序发生冲突时，程序应当优先，我们首先要保证程序的公正，才能进一步保证结果的公正。我国是世界上再审最多的国家，司法判决改来改去，公众还怎么相信司法呢？

　　司法权威下降会导致严重后果

　　记者：从此案看，没有赢家，司法的公信力尤其受到影响，是不是如此？

　　陈卫东：确实，从此案来看，另一个受到伤害的是司法公信力，判决一经媒体公布就引起网民强烈争议，而司法是公正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司法公信力的降低会导致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心的丧失，这是很可怕的。

　　张卫平：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和某些法官素质有关，进而对司法产生不信任。另一方面，我们的审判机构受到很多干扰，这个问题还需要充分探讨。

　　记者：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陈卫东：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一要营造社会气氛，即法官独立判案，借鉴国外的终身制、高薪制等；二要提高法官素质，降低错案率；三要改进公众观念，要告诉大家，错案的存在，有一定必然性。对司法机关来说，今后也不能再做损害法律公信力的事情了，像刑讯逼供、不做司法鉴定就定案等办案方式必须改变。

　　记者：司法权威下降会导致什么后果？

　　王涌：司法权威下降是非常可怕的，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当政府的公正性、正当性遭到质疑时，整个社会受到的损害非常大，一旦社会某一部分出了问题，必然引起大面积连锁反应，进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张卫平：司法公信力下降意味着法治不能充分实现，很多问题不能按照法律框架来解决。我们现在有两个约束机制，最基本的要求是守法，而高一点的就是道德层面的约束，目前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倘若我们再丧失法治权威，我们的社会必然陷入混乱。

　　媒体不应评论未结案件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案子中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陈卫东：从舆论与司法关系的角度看，司法实践中，舆论对司法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刘涌案、宝马撞人案、佘祥林案中，媒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使公众对案件形成认知，但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是建立在公众并未真正了解案件、了解法律的基础上，缺乏充分的理性，它不仅影响了公众，也影响了司法机关，进而影响到决策层，又影响到判决。

　　当然，在法治不完善的条件下，舆论监督是需要的，但媒体介入案件也要讲究方式，特别是案件还未经过审理就发表评论，把记者的观点当案件结论散播到社会上的方式绝不可取，这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容易对司法审判造成不利影响。

　　记者：黄静案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公众情绪，媒体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王涌：撇开司法机构方面不谈，专就媒体来说，确实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我认为中国应有对新闻报道进行规范的办法，把一些规矩定下来。

　　张卫平：案件没有终审时，媒体最好不要介入，即使作报道，一般也不宜作评价，可以探讨案件有哪些问题，可以提出问题，但不要对此作评价。审判结果媒体应该公布，如果民众对此有质疑，可以借助媒体形成舆论压力。

　　在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中，媒体报道倾向于错案和腐败，而对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问题却关注过少，很多时候甚至形成了新闻审判。要知道媒体并不是案件当事人，作为案外人，评价案件时应小心谨慎、公正客观。

　　黄瑚：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影响在传统媒体上大量存在，但记者在报道正处于审理阶段或尚未有定论的案件时，已经形成规范的限制和比较清晰的底线。但某件事或某个人一旦在网上激起民愤，局势往往不在所有人控制范围之内，且网民对当事者（受害者与伤害者）的同情和讨伐往往逼向两个极端，比如，网民们赋予黄静以受难圣女的形象；而对于姜某，则把他描述为冒犯圣女的嫌疑犯，而号称将其作为活体祭品。

　　判决要有说服力

　　记者：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民意对司法的干预？

　　王涌：我们不能片面地说网民的激烈反应不理性，因为不能要求民众像法官一样，民众的理性只是与法律要求的理性不同，理性的方式不同而已。很多法律上认为不理性的质疑，在我看来恰恰是非常合理的。

　　张卫平：“民意”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法官可以不理睬舆论，但要求法官的判决有说服力，能回答各方质疑，尤其是控方质疑，民众自然不会纠缠不放。

　　当民众意见与司法审判不一致，如刘涌案，民众认为不杀刘不足以平民愤，这就要看你是愿意维持民意、放弃法理还是愿意坚持法理、对抗民意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司法策略的问题。

　　司法与民意一定会有矛盾，关键是司法体系把什么放在首位，一个优秀的法官在判决时必须考虑对以后此类案件的影响。

　　司法机关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它不应关心媒体怎么说，而应关心按案件本身来进行判断，对于公众关心的案件，尤其要注意实体与程序的公正，在其判决书中应对各方面一一做出回答。而黄静案就没有做到这点，这也是公众对判决争议很大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黄静一案 ，回答民众的疑问，平衡各方观点，即便用上十万字也并不过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