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七层楼瞬间倒下引发城中村铁腕治理

　　□南方周末本报记者　柴会群

　　那道新起的高墙遮住了事故留下的废墟，却遮不住幸存者的恐慌——“我跳下去的同时，这座七层楼像积木一样向相反的方向倒去。”尹华峰说。大楼的坍塌让人无力可借，他试图跳到1米外——对面四层楼上的努力失败了，然后就像沙袋一样，从10多米的高空坠落……

　　33岁的尹华峰，是郑州市黑朱庄社区331号楼505号房的房客。

　　楼，积木般倒下

　　右腿被摔成粉碎性骨折的尹华峰回忆着当时情景：7月6日夜，睡梦中的他被房东陈昌明(音)叫醒。“房子有点问题，你把北面的人喊到南面楼上吧！”陈昌明站在自家刚刚盖起的4层楼楼顶上，朝对面房间里的尹华峰大喊。

　　尹华峰把危险的信号传给了住在3-5楼南面的房客们，然后准备继续睡觉。但在进门瞬间，他心里猛地一跳——

　　当天下班时，身为建筑工的他发现一层楼梯口出现了一条五六公分的裂缝。他马上通知了房东，但对方认为没事。然而半夜里，房东为什么又将他喊起来？而且，房东本人就住在一楼，为什么不自己过来？

　　此时，灭顶之灾已经来临：屋内墙皮开始大块地脱落，墙体发出可怕的“嘎嘎”声。尹华峰来不及多想，两步跨到窗前，纵身跳向了对面的4层楼——在建筑拥挤的城中村里，两栋房子的距离通常只有1米，所以被形象地比喻为“握手楼”甚至“接吻楼”。

　　周围的居民被塌楼时的巨响惊醒了，不少人以为是地震。曾在331号楼东侧居住的杨姓房客说，当时自己完全吓懵了。“我脚踏一只拖鞋，并团团乱转找另一只，根本不知道它就在手里攥着。”

　　次日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事故导致4人死亡，3人受伤。这是个值得庆幸的结果，事实上，楼里共住着至少70人。因为房东、尹华峰及另一位房客的提醒，他们大多在出事前逃离现场，并有不少人目睹了自己家园的覆灭。一名租房者撤出后，又回房间牵出了狗。结果他刚下楼不到10秒钟，楼就塌了。

　　尹华峰的老乡加室友吕桂春未能逃生，因为穿裤子耽误了时间。另一名死者程克爽住在502房，睡梦中，他和妻子李永平随同楼房塌了下去。丈夫因头部受创身亡，怀孕3个月的妻子以及腹中的婴儿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楼塌之后，我跟丈夫还在一起，”李永平回忆说，“两个人在废墟下说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并一点点感觉到对方的呼吸渐渐变弱。”在此住了3年的这对夫妻，本计划第二天搬家。他们已经找好了房子，交了订金。惟一的女性死者叫王小乐，本在207房间居住，出事当晚搬到了402楼。她因在洗澡未能及时逃离。另一死者叫王凤林，53岁，男，身份不详。

　　几乎所有的死、伤者皆为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多数来自农村。他们从事的是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工作：其中吕桂春是装修工，李永平是酒店服务员，王小乐在“114”查号台工作。与黑朱庄的2万余名打工仔一样，微薄的收入只能允许他们住在月租金一二百元的“城中村”里。

　　两层的地基，七层的楼房

　　黑朱庄村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距市中心不足5公里。由于城市扩建，黑朱庄成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居住在这里的，除仍为农村户口的本地村民之外，是数倍于本地人的外来者。与全国数千个城中村一样，黑朱庄成为城市中并不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这里却是外来者的乐园——尹华峰来郑州已经6年，目前的月收入为2000多元，这本来可以保证他离开城中村，但他最终没有走，因为“呆得久了，有了感情；有许多老朋友，不会被人瞧不起”。

　　与黑朱庄一墙之隔的，是郑州著名的高档住宅区——金水花园。300多万的别墅，繁茂的芙蓉树，悠闲散步的老人，使它与隔壁成为两个世界。331号楼房倒塌之后，由于道路过于狭窄，救援车辆无法从黑朱庄驶入，消防人员只能从隔壁的金水花园破墙而入。这是该小区建成10多年来，这堵加带铁丝网的隔离墙第一次破开。

　　但直至今天，尹华峰仍想不通：一座7层楼，没刮风没下雨，怎么就会好好地塌了？“就算是我们农村的土坯房，也不会这么容易垮。”坐在轮椅上的他喃喃自语。

　　本报记者经过多方了解，塌楼事故的原因逐渐清晰——

　　多位黑朱庄村民证实，出事的331号楼，是建在村里原来一条排水沟上的。10多年前，黑朱庄村民米金凤将其填平，盖起了一座3层楼。而当时打下的地基，只能承受两层楼的重量。

　　4年前，米金凤在3层楼房上加盖了2层。今年，5层的楼房又“长高”到7层。据悉，最近一次加盖的成本是包工包料每平方米350元，这个价格不及正规楼房建筑成本的1 ／ 3。

　　“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只能背100斤，现在却让你背300斤，你肯定要倒。”一位建筑从业者称，“何况，这个人还是先天的营养不良。”

　　另据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分析：311号楼的主要问题出在地基上。“按照安全规定，盖楼时首先要进行地基勘探——这由勘探院完成。”她解释说，“如果不合格，必须进行处理。楼房的建筑机构应由设计院进行，如果要加层，还要进行核算。这样才能保证房子的承载力。”

　　“私搭乱建”背后的租房经济

　　又是什么力量，促使米金凤执著地将3层楼加盖到7层？

　　一位村民称：米金凤的两次加盖楼房，都是在黑朱庄的加盖风潮中所为。近10年来，和其他城中村一样，黑朱庄的楼房加盖现象从未停止。

　　据村支部书记芦新卯介绍，黑朱庄本村村民为1800多人，共560户，目前村里已经没有一分耕地。于是，房租是村民们近乎惟一的经济来源。靠着房租，他们过上了比城里人更富足的生活。以米金凤为例，倒塌的7层楼每层7个房间，每间月租金200元，出事之前只有两间未租出，因此月收入可达9000元。米金凤是黑朱庄本村人，村里许多女人像她一样，结婚后不出村里，而是招上门女婿，这样她们可以保留应有的一份宅基地。而陈昌明就做了上门女婿。

　　由于各家宅基地有限，为提高收入，村民们惟一的途径就是“加层”。10年前，黑朱庄几乎全是两三层的楼房，如今却很难再找到一座这么矮的建筑。

　　随着郑州市“北移东扩”步伐的加快，地处城市东北的黑朱庄位置更为显要，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瞩目的对象。随着周边村庄的拆迁，黑朱庄人也意识到，同样的命运不久也将会落到自己的身上。根据先前的拆迁补偿政策，城中村开发后允许村民回迁，3层以下按1∶1补偿，3层以上按一定折扣补偿。这再次提醒了黑朱庄人，于是翻建扩建加层风迅速刮起，不少人家为此甚至贷款。河南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认为，这实际上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因为农民们加盖的房子注定要拆，除了赚取补偿，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不久前，田太广刚刚成功开发了郑州另一个城中村，由于对拆迁户的高额补偿，使其开发成本甚至比郑州的“地王”还要高1倍有余。

　　对于风起云涌的“城中村”盖房风潮，当地政府早有预见。2003年9月，郑州市出台《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定(试行)》，叫停“与实施城中村改造规划无关的建设活动”。2004年4月，金水区也曾发文，严禁乱搭乱建行为。但两份文件并未产生应有作用。据一位村民介绍，这反而被村民认为是拆迁信号，没有加盖者也纷纷启动。根据7·7塌房事故后金水区的普查结果，目前该区45个“城中村”中，在建民房共有1154户——其中正在加层的有362户。而黑朱庄的在建民房为122户，位列各城中村之首。事实上，更多的加层房在普查之前即已完成。“在黑朱庄，80%的楼房都是加盖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按规定，对违章建设的，城市规划、城中村所在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制止，并按违法建设工程查处。但由于利益诱惑，各村干部不仅不制止，有的甚至带头违规建房。芦新卯承认，他本人在五年前就将自家楼房加盖——那幢7层楼房矗立于黑朱庄的主干道上，这样的位置租金显然更高。

　　而在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看来，对于加盖风，政府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中国土地法规定，农民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是农民，政府无权干涉。“每个人都有在法律柜架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农民历朝历代都是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违什么法？又有谁审批过？”

　　强制叫停

　　“7·7事故”发生后，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市长赵建才在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指挥救助工作。房东米金凤夫妇也很快被警方控制。据传，这对惊慌失措的夫妇出事后，曾逃到陈昌明的老家新乡。对于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代价的夫妇，黑朱庄人形容：钱也花了，楼也塌了，人也抓了。

　　郑州市政府于事发当日发布通告，所有城中村在建民房一律强制停工。多年来无法制止的扩建风，至此遇到无法绕过的“石头”。郑州市还将针对私搭乱建现象，出台更为严厉的文件。

　　“也不说让盖，也不说让拆。”黑朱庄村民王道云说，“天天头疼，急得都想跳河。”他于4个月前翻盖了自家的新房，为此贷款10多万元，并已经盖起了4层。而黑朱庄多数业主与王道云一样，认为是塌楼为自己带来了霉运。

　　比王道云更“倒霉”的是李有福。7月16日，上百名工作人员来到这个全村有名的“困难户”家中。此前，由于他被认定正在加盖的一面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过办事处和村干部做“思想工作”，他同意将其拆除。在强行拆除之前，李有福提出能否自己来拆，因为这样可能省下砖石料。结果他的希望落空了，工作组用绳索拉倒这面摇摇欲坠的墙，并砸坏了15块预制板。

　　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却认为塌楼是“塞翁失马”。随着“私搭乱建”行为的制止，对于诸多对城中村改造眼馋却又感觉烫手的开发商，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而在事发后，一道2米高、至少7米长的大墙挡住了废墟。废墟处有人看守着现场，阻止外来者进入。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几乎所有村中人都在沉默——一切表明，他们不愿意揭开这个伤疤。但很多租客已经搬走了，与生命相比，再省钱的方式也微不足道。(王道云、李有福 为化名)

　　广州：让农民住进公寓

　　新的农民公寓建设和旧村改造同时进行。公寓小区建设主要是安置本村村民，其用地原则上使用该村原有的自留地。建设用地的审批工作由市规划局、国土房管局负责落实。旧村改造规划要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村的实际情况和周边城市建设与规划方案进行编制。

　　昆明：将农民“农转非”

　　合理调整“城中村”用地布局，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统一征为国有，提高土地利用率。“城中村”改造与改制同步进行，农民全部农转非，集体资产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股份制公司进行管理，将农村管理体制彻底改变为城市管理体制，使“城中村”的农民变成市民。

　　深圳：设立基金

　　2001年，深圳出台城中村改造“两规”：1.对拆迁者，制定统一的“基准容积率”，并采取房地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2.政府设立城中村改造基金，扶持市政配套建设。

　　珠海：“拆一免二至三”

　　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而是吸引房地产商投资旧村改造。最主要的优惠政策是“拆一免二至三”，即根据旧村的区位、拆迁量，每拆1平方米的房屋，可免交2-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价，并减免相应的报建等费用，确保开发商获得25%以上的合理利润。开发商的开发总量中，1 ／ 3用于旧村民回迁，2 ／ 3作商品房经营。

　　杭州：还原农居本色

　　原城中村农民的居住地尽可能在原地安置，保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的心理。改造后，村民人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计算，新农居的建筑以多层住宅为主，小高层居多。由于大量的城中村位于西湖风景区内，他们的建筑高度被控制在15米以下，使其建筑风格向江南水乡特色靠拢。(潘晓凌整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