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记者胡印斌、王小波、刘超/文 本报记者王文康/图
人物简介
肖寒，河北馆陶人，1976年任国家煤炭部副部长兼开滦煤矿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3月任煤炭部部长，1980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3年任国务院能源基地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任神华集团董事长。1998年离休。
核心提示
“每次谈到唐山地震，我都思绪复杂，这种复杂不是用悲痛二字所能形容的。想起在地震中震亡的朋友和亲人，想起他们和我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我们曾经那样愉快地相处，印象里他们都还活着，但他们确实已经离开了。每念及此，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气，这股气已经折磨了我30年，想要大吼一声或是痛哭一场……”
刚和记者拉开话闸，肖寒的话语便被哽咽所阻塞，眼前这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竟然像孩子一般涕泗横流。
临别的时候，老人挥笔为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唐山地震中震亡的朋友们永远活在我心中，祝《燕赵都市报》越办越好。
临危受命
我和开滦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常常对人说，唐山留下了我这一生中最多的情愫。这种割舍不了的脐带联系，不仅是因为唐山大地震，还因为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近10年。
1966年1月，我32岁，从峰峰矿务局调任开滦矿务局党委书记。1975年10月离开开滦，出任煤炭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6年7月21日，原部长去世，我在煤炭部主持日常工作。
1976年7月27日的生产工作会议开得很晚，次日凌晨，我刚洗完澡躺下。突然觉得屋子里的电灯晃动得很厉害，我意识到是哪儿发生地震了，于是赶紧给煤炭部调度室打电话，询问地震来自何处。不一会儿，从调度室反馈回来的消息说，石家庄、邯郸、张家口、北京各局的电话都能接通，惟有开滦的电话打不通。
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心头，开滦地震了吗？我不敢往下想，只是通知调度室通过铁路电话继续与开滦联系，但仍然音讯全无。
事态严重，我急忙拨通了北京军区的电话。“肖寒同志，开滦的大楼已经震平了，唐山驻军军部也统统震平了。”北京军区副政委万海峰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不能再等了，我放下电话急奔煤炭部，到了部里才知道，刚才开滦工人李玉林来部里报告灾情，没找着我，已经去了中南海。
等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中南海时，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刘子厚等同志都聚在一个会议室里。灾情紧急，国务院当即决定，河北省的刘子厚、北京军区的万海峰、煤炭部的肖寒马上赶赴地震灾区。我们几个人顾不上回家、吃饭，十万火急地登上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往唐山。上午10时左右，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
凄雨行程
下飞机后，刘子厚挽留我住在机场临时搭建的指挥部帐篷里，但我心里放不下开滦的工人们，便回答他：“我要和开滦的工人们同吃同住。”由于路段戒严，刘子厚派了一名战士送我前往开滦。
进入市区，车根本无法行进，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大街上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屋，道路两旁全是人，很多已经死亡，活着的人惊恐万状。无奈，我们只得下车步行。走到文化路口时，见到了开滦展览馆的大李，大李告诉我，这里的一群人都是开滦的。人群马上围拢过来，有人奔跑着呼喊：“肖寒来了！肖寒来了！”那嘶声力竭的呼喊分明是在告诉大家，唐山地震的消息北京知道了，中央派人来了，我们有救了！
眼前有很多熟悉的面庞，不少人都缠着绷带，我们见了面只是相互拥抱，没有哭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这一刻，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眼泪已经苍白无力。在开滦矿务局的废墟上，我见到了赵成彬、温作荣等人，温作荣告诉我，我的两个儿子韩建平、韩玉平都被埋在废墟里。但是，看到眼前这么多工人伤的伤，残的残，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催促我快点去矿上看看，我怎么能舍下这么多急需帮助的工人去看自己的孩子。
“我得赶紧去各矿看看。”我对前来迎我的开滦人说。这时候天下起了大雨，不断有人找到我报告各种消息，开滦矿务局某位领导已经遇难，开滦办公大楼已夷为平地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情压抑到了极点。
和衷共济
在冒雨查看了唐山矿的灾情后，下午我急着要去东矿。车行走在路上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马路上裂开了将近一米宽的大缝。坚持着往前走，傍晚时分，到了范各庄矿，又遇到了一次大的余震。
晚上，我在范各庄矿吃上了一顿窝窝头，这是我这一天来第一次吃饭喝水，吃完就躺在车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又陆续跑到林西矿、赵各庄矿等地查看灾情。各矿都是知道大体损失情况，更具体的数据还在统计中。总体上来看，井下受伤的人少，在地面睡梦中受伤的人多，原来中央担心地震造成井下坍塌，会导致人员大量被困，现在看来并没有想像中的严重。在各矿，我一面了解情况，一面与干部工人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随着对灾情的了解，心情也愈发沉重。更令人动容的还是开滦人面对灾难的那种无私奉献精神和英雄气概，几天来，无数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染着、鼓舞着我：舍生忘死抢险救人的侯占友；至死握着刹把的吴显东；为了保护井下炮药库临危不惧的张勇；吕家坨矿吊车不能升井，正在井下的工人们临危不乱，排着队秩序良好地走出地面……
几天走访下来，我们形成了几条初步意见：一、全力以赴抢险救人，安排好职工生活；二、进一步了解井下震情，为恢复生产做准备；三、尽快召开开滦矿务局党委扩大会议。
8月2日，开滦第27次党委会、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我主持了会议。除了震亡者和被困人员，参会人员都到齐了，在开滦大楼废墟旁的临时简易帐篷里，当我在会议前宣布为震亡者默哀时，话音未落，台下顿时齐声痛哭。这次会议过后，开滦抗震救灾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了起来。
八方支援
就在开滦抗震救灾工作有序开展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由于强烈地震造成井下全部断电不能排水，汹涌的地下水开始狂涨，抢险排水成为恢复生产中的头等大事。矿井中尤以林西矿的水最厉害，由于井下巷道相通，林西矿的水还直接威胁着周边的矿井。
我和国家计委、河北省的有关领导同志在现场研究后决定，迅速遏制林西矿的水患，决定把全国的煤矿救护队连夜调到林西矿，我从北京出发之前已经布置全国各地的煤矿救援队火速援助开滦。同时，全国煤炭系统的煤机制修战线已全部发动起来，开滦要什么给什么，该调的调，该修的修。
因为当时国家急需煤炭，受开滦地震影响，造成了很大的煤炭缺口，开滦工人提出边排水边恢复生产、把地震造成的损失补回来的誓言。马家沟矿震后第10天就出了第一车抗震煤。事后我常常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受那么大的灾，失去了那么多亲人朋友，没吃没住啥也没了，工人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到井下恢复生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只有英雄的开滦人能创造出如此壮举来。
可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政治气候，开滦工人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开展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真是困难啊。
开滦人对地下很精通，对地面建筑却不是那么熟悉，经历了地震劫难的开滦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如何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这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由全国的各大矿务局来对口援助开滦，每个矿务局承包一个矿，带设备、带队伍、带材料到开滦，帮助恢复地面上的工厂和房屋建设。
煤炭紧缺！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用煤和出口任务的完成，尽快恢复开滦的生产摆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开滦的震后恢复工作，成了国务院直接抓的关键，恢复所用的资金也由国家直接下达，河北省、解放军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八方支援下，开滦工人没有被地震震垮，反而愈发坚强。从地震到年底产煤85万吨。那时的矿区经常发生余震，井下大部分巷道还淹在水里，恢复生产的矿工们，一部分不分昼夜地抢排井下积水，一部分就到刚刚露出水面的巷道里，边处理险情边出煤。那是开滦矿工拼着命抢出来的煤啊。震后第二年底，开滦矿的煤产量就达到了震前水平，这时距地震仅一年零五个月时间，一个一片废墟、已经瘫痪了的开滦矿区，就这样全面恢复了生产，在人类灾害史上，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
丧子之痛
30年来，我一直避讳提唐山大地震，在家里尤其如此，不仅因为那么多老朋友被地震夺去生命，还因为我的儿子。
在这次地震中，我有两个儿子被夺去了生命，大的孩子20岁，小的17岁，地震后三个月，我虽然一直在开滦东奔西走，但却没有和他们见上最后一面。
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好好管过孩子。在唐山工作的那段时间，因为孩子多，家里生活异常拮据，最多的时候家里有12口人，孩子们吃玉米面都吃不饱。那时候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送孩子去当兵，去一个就解决了一个人的吃饭问题。
从开滦调到北京后，我有三个儿子合住在开滦的职工宿舍里，地震发生时，一个儿子因为尚未入睡被抛出窗外侥幸生还，另外两个则在睡梦中被困废墟。那个幸免于难的儿子后来告诉我说，小弟从废墟中出来时还能说话，就是救不了，弥留之际他还让哥哥给我捎话说，“给爸爸说，不要为我生气。”
男儿有泪不轻弹，两个儿子没有了我从来没掉过泪，可是，每当我回忆起开滦的抗震救灾，想起开滦在地震中死伤了那么多人，泪水就抑制不住地往外流……
今天我回忆这些往事，一是为了悼念，为着死难矿工们的亡灵；二是怀念，开滦我的第二故乡；三是纪念，铭刻抗震救灾的峥嵘岁月，用开滦工人的豪气激励自己，去战胜困难。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