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0日电(记者李文川)经过两周多的整理,时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然在7.99元-8元区间小幅震荡。去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随着汇改周年这一敏感时点的来临,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市场热议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汇率目前仍处在“微妙”的变革时期。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升值或贬值,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人民币向内在价值靠拢。因为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能长期负担价格脱离价值的成本。
渐进、可控迈向总体目标
我国自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施10年之久的非正式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成为历史。时至今日,在初始调整的基础上,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5%左右。在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有贬有升,最高到达1美元兑7.9908元人民币,最低到达1美元兑8.1128元人民币,弹性明显增强。
市场人士称,这不仅反映了国际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而且初步发挥了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过程,也始终伴随着央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实行:从推出外币兑外币的做市商制度,到实施人民币兑外币做市商制度;从扩大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每日波动区间,到采取“藏汇于民”的政策,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一切都渐进、可控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即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扩大浮动区间呼声渐高
自去年7月21日实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除当日一次性升值2%外,人民币最高升幅仅1.4%左右。而汇率稳定的背后,是“宽货币”带来的“宽信贷”,以及由此支撑的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分析人士认为,单纯从货币政策考虑,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将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不少学者认为,相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变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汇率管理体制的变化其实更为关键。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汇率变动事实上被锁定在极小的浮动范围内。他们建议,汇率应为货币政策操作腾挪空间。由于在目前新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已不可能再像去年7月21日那样人为地一次性调升2%。所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有望从源头上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近日则明确表示:“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会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资金风险成本更大,从而抑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
使人民币向内在价值靠拢
分析人士提醒:时下,重要的不是人民币的升或贬,而是建立一种机制,使人民币向内在价值靠拢。
事实上,以行政方式坚持一种货币的不贬值或者不升值,无疑会造成市场信号和市场行为的扭曲。如同一种货币的自由兑换,其兑换的自由度愈高,愈符合自由经济的市场原理,但这种自由虽然从长期来看、从世界范围来看,也许是有益的,但在短期内、在局部范围内,则可能由于其他相关因素的波动而造成经济的波动,给当事人、当事国的社会经济带来损害。亚洲金融风暴即为一例,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又是一例。尤其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我国市场化程度并不高,金融体制抗风险能力不强这样一个实际情况。
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近日也表示,人民币汇率不是人为的,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人民币价值将取决于市场供应和需求关系。
资深财经人士指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按原定承诺降低贸易壁垒,外部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将愈加明显,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来“减震”,因为将来经济基本面如果出现变化,经常账项由顺差变成逆差,届时可能要靠贬值来缓和需求减少的冲击。
自由浮动不是时候
今后的汇率改革究竟怎么走,企业又怎么样有效地管理预期的风险,这是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既然已经启动,后续配套改革一定要跟上,否则难以推动整个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此间专家强调,汇率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影响和决定经济的变量很多,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过头,特别是不能过高估计汇率对贸易收支和就业的影响。而这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来予以配合,比如提高国内资源价格以使出口商的成本回归正常,减少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以遏制出口的过快增长和进一步放开国内资本流出等。
对人民币有独特见解、有“欧元之父”美称的蒙代尔教授说,中国要想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人民币完全能够自由兑换,这就是说中国要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二是中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这两大条件没有完全满足之前,中国不宜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汇率走向的最终决策在最高层面。在缜密的利弊分析之余,现在,更多主流意见认为,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恐怕言之过早,至少在目前,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可以不断调整和改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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