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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官场文化，是让教授们听话些，再听话些，殊不知，越是这些身段柔软、面容温顺、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教授们，才更容易出事，一出就出大事

　　洪宪帝制的时候，北京有位记者表现积极，对袁世凯自称“臣记者”，被媒体传为笑谈，帝制还没有结束，臣记者就已经混不下去了，只好夹起皮包走人。后来历史的大势所趋，任谁也做不成皇帝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诸如记者、律师、作家之类，庶几得以幸免加盖“臣”的印记。

　　然而皇帝这个东西，废除其名号容易，要真的将之从国人的心里和文化里消灭，却难上加难。在没有皇帝的天地里，很可能皇帝更多了，遍地都是。一些人因为自己大小是个头，感觉上就觉得自己像皇帝，像皇帝一样做事。于是有人惊呼：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在这“两化”的浪潮里，媒体的“臣记者”是否重出江湖我不知道，但教授像“臣”或者说像奴才的却委实不少。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现在的大学像衙门，其实我说错了，大学本来就是衙门，不是“像”！而大多大学衙门的表征不仅仅是它的机关多、官多，而且教授争官做。虽是教学和科研单位，也完全按行政级别分三六九等，所有事情，包括学术上的事情，大多行政领导说了算，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多是漂亮的摆设。跟别的衙门一样，大学衙门也有一套官场文化，它跟别个衙门也没有两样，一言以蔽之，两个字：听话。

　　听话两个字里面有学问，是木然地听，还是积极主动地听，甚至带着服从的满足感去听，效果是不同的。有幸的是，我们的教授，经过多年的训练和考验之后，基本上都能很自觉地认同这种文化，上之所是必是之，所非必非之。开会的时候，无论这种会是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只要领导讲了话，大家后来的发言，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必然要征引领导的话——正如某某领导所说。开会时，大领导讲话占最多的时间，其次二领导，三领导……先虚后实，布置任务，点名这个做那个，那个做这个，所有的人，哪怕你是再大牌的教授，只有听喝的份。无论要做的事情关系到谁，大家只有做的义务，至于建议，基本上没有安排提的机会，如果有哪个不识相的还想发表点不同意见，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听话有什么不好？至少这样的教授不会胡来，守规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眼下，仅就揭露出来的事实而言，我们的教授们已经没有不敢做的坏事了，贪污受贿的有，做奸商的有，欺诈的有，嫖娼的有，至于抄袭作假，更是一些教授们的专利事业，别的人想干，还干不了那么专业。以至于大众过去对这个职业的那点期待，已经变成了失望乃至绝望，网上在排列五大或者十大恶心职业的时候，教师都赫然在列。没有操守，不讲廉耻，我们的领导和大众一起摇头叹息，在学校里，教授讲课有人监督、巡查，考试出题要圈禁，判卷要有人看着，还别说这是对教授不尊重，就这么看着，研究生招生贿赂性贿赂还层出不穷呢。

　　既然教授早就成了臣教授或者奴才教授，不仅没有尊严，而且没有人格，怎么会有羞恶之心？人要是没有了起码的羞恶之心，那么什么恶心事不能做呢？这些听话的教授，现在越来越令他们的领导感到头痛了，领导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教授的胡来，原本就是他们自己所提倡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恶之花，当他们在面对这些令他们头痛的恶果时，他们只有进一步强化这种官场文化，让教授们听话些，再听话些，殊不知，越是这些身段柔软、面容温顺、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教授们，才更容易出事，一出就出大事。

　　当年，某记者称臣的时候，同行都笑，现在，遍地都是臣教授，同行没人笑了，但是网民在笑，大众在笑，我们自己的学生也在笑。其实，做教授的，如果还有人味的话，还是偷偷地哭一次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